平社是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胡适、罗隆基等人组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小团体。平社群体的建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成员的淑世精神、政治热情、共同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平社建构的内在动力和价值前提;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迁,则直接催生了平社这一群体。平社成立以后,其成员的精英意识、温和渐进的政治主张、独特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特定的社会政治氛围,使得他们“有意无意”地以费边式的议政活动,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平社成员秉持自由主义理念,以建构他们对中国社会未来出路的目标设计以及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他们主张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进而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在既有的秩序框架下要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又不直接挑战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他们提出了“专家治国”的思想。这种“专家治国”论还是盛行一时的唯科学主义思潮投射到政治领域的产物。“专家治国”思想首先肯定了专家治国的必要,其次指出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为此,他们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平社学人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批判作用。针对当时中国社会人权状况恶化的情况,他们发动了一场“人权运动”。在人权运动中,平社学人就人权概念,人权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思想与言论自由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些都在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主张。与以往作为集体力量呈现出来的自由主义思想相比,平社学人对当时中国状况的认识,表现出一种对制度变革重要性的深切关注。这种关注深入到了具体的制度层面,认识的维度也由政治拓展到经济、文化等领域。在达成目标的途径与手段方面,平社学人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目标和步骤。在达成目标的主体方面,基于行政专业化、科学化的认识,他们主张通过“专家”来治理国家。在有关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方面,平社学人的认知也体现出其超越性。在宪政观方面,平社学人既不同于《新青年》学人只关注从理论层面去阐述实行宪政的重要性及探讨宪政与民主的关系,也不同于《努力周报》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谈宪政目标却又最终寄希望于“好人”的空想。他们深入探讨了宪政、法治、宪法之间的关系,既继承了以往自由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核,又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总之,平社学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认知水平。但是,这种超越又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与批判受其哲学观与社会历史观的制约,并没有真正认清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境地,从而作出全面、准确的判断。此外,他们对于中国问题与世界政治格局之间关系的认识亦存在偏差,低估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事务的控制与干涉的深度。这些都影响了他们对达到目标的手段与途径的设计。平社群体聚散匆匆的原因,首先在于经验论的自由主义对社会秩序背后的意义世界抱着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从而无法从根本上消解中国社会在意义层面的危机。而缺乏意义准则的支撑,平社学人寻求秩序的努力就只能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努力”。其次,个人主义作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核心,赋予每个人以选择其自身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最大自由和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因而对权威、对控制个人的种种方式,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这种理念导致平社学人较易产生分歧,并进而影响了群体的凝聚力。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国社会在秩序层面的危机并没有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而归于消弥,平社学人也没有能回应当时社会最迫切的问题及未能切中中国社会问题背后的关键——广大劳苦大众对统治者的任何社会改造措施都已失去信心。这种现实状况使得平社学人的努力在政治重压之下只能陷入新的“轮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