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迎来“新常态”,经济增长趋于稳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已经远超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国民总产值50%以上,处于产业发展的领先阶段。然而深度剖析我国服务业,可以发现服务业在国内实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没有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与我国服务业在国内名义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逐年增长的趋势相比,服务业所占国内实际生产总值的份额并没有发生变动,中国在经济发展产业优化中存在“服务业之谜”。鲍莫尔在2001年提出了“服务业之谜”这一说法,服务业之谜是指服务价格上涨的问题,关于价格上涨一直有一种研究,即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下降导致的价格上涨,同时关于服务业的价格上涨问题,鲍莫尔的结论是工资成本上涨导致服务业的价格上涨,但在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工资成本上涨的幅度比较小,这是由于中国有城乡分割,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供给,丰富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导致的服务业价格上涨幅度小,所以工资上涨的幅度比较小。本文用工资作为它的控制变量,来分析服务业价格上涨中工资的变动对于服务业相对价格水平上涨的影响。为探求工资对价格的影响机理,本文首先对鲍莫尔及其他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在理论层面上研究了影响服务业价格的各个因素的作用机理。其次在分析中国“服务业之谜”的基础上,收集了全国各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计算出全国及各个省份2006—2017年间服务业与工业两部门的相对价格水平、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工资水平及农村人口占比,基于Baumol-Bowen效应与Balassa-Samuelson效应建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基于面板数据,分别计量验证全国和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进行空间区域的“服务业之谜”实证研究。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1)在宏观分析上,相对于其他部门,服务业具有更加突出的价格(费用)增长;消除物价影响后,我国服务业占国内实际生产总值的份额基本上保持稳定,而我国名义产值上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上涨主要是由于服务业的价格上涨造成的,中国存在“服务业之谜”。(2)在微观分析上,两部门的工资水平变动对于两部门相对生产力的影响是正相关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服务业部门工资水平的相对上升导致了服务业价格水平的上涨,这同时也验证了鲍莫尔“服务业之谜中”价格上涨问题,即工资成本上涨导致服务业价格上涨。(3)分析得出农村人口的占比对于服务业价格的影响是负相关的。农村人口占比的上涨,导致服务业价格水平降低。这与中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状态十分切合,农民工大量流入城市,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劳动力剩余和工资传导机制的不流畅导致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相等,从而抑制了工资水平,所以越是发展中国家,越有可能因为农村劳动力即农民工的存在抑制工资水平从而进一步抑制价格的增长。同时验证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影响机制。(4)研究考虑了空间区域的发展差异,从空间上,东部地区相对价格受生产水平、工资效应水平、农村人口占比的效应影响较大,充分验证了中国服务业之谜中工资成本上涨对于服务业价格的影响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工资水平提升进而影响价格水平这一特点。同样,在中部地区也存在同样的经济影响效应,但是其影响效应较弱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因素和人文政治因素的影响,两部门相对生产率与相对价格是水平之间的计量结果是不显著的,工资水平与两部门的相对价格验证同样不显著,“服务业之谜”问题在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存在。本文的创新点:(1)国内国外研究鲍莫尔理论的文献有很多,学术界现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发展出现的“成本病”现象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侧重对中国“服务业之谜”现象的研究分析,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中服务业发展历程研究,突出分析了工资成本效应对服务业的影响。在探讨中国“服务业之谜”与工资成本效应的影响机制中,利用我国各个省市的相关面板数据作为数据支撑,建立计量模型,分析我国工资变动对于服务业相对价格的影响程度,探讨现阶段经济发展中是否存在“服务业之谜”,及如何应对该问题,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2)引入工资变量和农村人口比重变量建立面板回归。中国在二元经济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的服务业价格上涨幅度小,拉低工资上涨。在统计研究中用工资作为它的控制变量,来实证分析服务业的价格上涨中工资的变动对于服务业价格相对上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