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利税改革的经济后果一直以来都受到广泛关注。股利税作为一项基于资本利得的税收,与企业所得税存在双重征税问题,将二者整合或降低股利税率是世界各国税收结构调整的一个趋势。具体到我国,2012年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证监会三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将股利税与持股期限相联系,持股期限越长股利税越低,这就使得股票的长期持有者的股利税率降低。而我国自然人大股东几乎都是股票长期持有者,因此自然人大股东的股利税率下降。由于在我国的制度环境下,股权结构的集中程度比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股东的现象在我国较为常见,当具有控制能力的自然人大股东股利税下降时,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治理机制增加自身的自由现金流权,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同时,在社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企业捐赠越发普遍和常见的今天,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进行慈善捐赠,但会造成企业流失其资源,进而对股东利益造成损害。因此研究自然人大股东股利税下降对企业捐赠意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研究。首先梳理股利税经济后果和企业捐赠动机方面的文献,然后以委托代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为基础,构建出股利税改革对企业捐赠意愿影响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将初始研究样本设定为2012年股利税改革前后各五年（2008-2017年）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构建出双重差分模型,采用PSM进行匹配,分析2012年股利税改革前后企业捐赠水平是否会显著下降,来研究2012年股利税改革对企业捐赠意愿的影响。最后本文做了进一步研究,将企业总资产规模和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合一作为调节因素加入模型,目的是对已有的企业捐赠动机进行验证。基于这一税收改革我们发现,当股利税下降时,自然人大股东控制的企业其捐赠意愿会显著降低。稳健性检验也依然支持这一结论。此外,我们借助2012年股利税改革这一“自然实验”,验证了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它的动机可以是承担社会责任,并且这和企业规模相关。规模越大的企业,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会变多。也从委托代理问题的角度证实了企业管理者进行捐赠决策有自利性动机,且这种情况在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程度较低的企业更为明显。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本文研究股利税改革对企业捐赠意愿的影响,已有研究鲜有讨论股利税改革与企业捐赠意愿的关系,仅有的Cheng et al.（2016）研究发现股利税降低会提高管理层现金流权从而降低企业捐赠动机,重点讨论第一类代理问题,也就是管理者与股东二者的代理冲突,本文则重点关注第二类代理问题,即小股东与大股东二者的代理问题,给股利税经济影响方面的文献做了补充。第二,本文的研究视角独特。与以往的直接将企业捐赠动机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不同,本文将具体的企业捐赠动机作为调节因素加入模型,通过研究企业捐赠动机对于整个模型的调节作用来验证企业捐赠动机,对已有的研究结果以新的视角进行验证。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企业具有一定启示。本文验证了企业规模越大,社会公众对其期望越高,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应越多,因此企业在做出捐赠决策时应该结合自身条件考虑发展战略规划来做出合理决策。其次本文验证了高管捐赠具有其自利性动机,因此企业应该完善其公司治理机制,监管和激励管理层,使其做出最符合公司利益和社会期待的捐赠决策。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在控制变量时并没有尽善尽美的涵盖企业所有特征,只是参考以往研究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部分重要公司特征。其次本文并没有将现金捐赠和实物捐赠进行区分,而是使用公司披露的慈善捐赠数据,在以后的研究中还应该进行拓展和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