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府权能的不断扩大,对于权力的监督需求也逐渐增大,为了解决因行政机关不作为或者不正确行使职权而造成的社会公益受损问题,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运而生,同时为了提高案件办理效率、扩大社会治理范围以及尊重行政机关自制,我国在公益诉讼中设置了诉前程序,即在诉讼前排除审判机关参与,在检察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之间构建沟通桥梁,以制发检察建议的形式来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职,针对公益受损问题形成合力以实现行政机关自我纠错。通过诉前程序这种柔和方式来实现权力监督以及公益救济是基于我国国情之下的制度创新。诉前程序的制度优越性使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进入了高速发展期,随着将近七年的行政公益诉讼工作的开展,检察官们以及行政法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制度问题,提出完善对策,逐渐规范行政公益诉讼的办案流程以及完善制度细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的公布使得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在实践运用中更上一层楼,完善了之前受案范围及线索来源狭窄、检察建议模糊、行政机关履职标准不明确以及未规定起诉时间等存留已久的制度问题,但通过对理论探析以及实践中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目前诉前程序仍然存在着一些制度不规范问题,其一,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立案调查的过程中所必须行使的调查核实权缺乏较高层级的法律依据,因此存在着被监督机关不配合、权力缺乏刚性等情形;其二,由于诉前程序的单向性使得在实践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缺乏充分的沟通协调;其三,由于检察机关对检察建议的落实缺乏跟进监督程序,实践中存在着许多片面整改以及检察建议落实不到位等情形;最后,由于诉前程序相关法律条文中对“回复期限”与“履职期限”没有明确界限以及关于检察建议落实情况缺乏评估机制,从而导致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存在衔接不当的问题。通过对行政公益诉讼裁判文书、实践数据以及相关文献的分析,寻找诉前程序目前仍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诉前程序制度设计的功能定位,针对以上问题逐一提出整改建议,例如在更高效力层级的法律文件中明确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具体规范,通过获得人大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来强化调查核实权的刚性;其次,增强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双向性即明确磋商程序的适用规范,借鉴福建圆桌会议明确磋商程序的适用条件及内容,保障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中的充分交流以此形成合力共同解决社会公益受损问题;再其次,通过将公益诉讼“回头看”活动制度化,将检察建议跟进监督的具体内容与标准制定在法律文件当中以此来完善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最后,通过厘清“回复期间”与“整改期间”,以及明确“整改期间”的设置依据及标准,再结合听证程序的适用来对检察建议的落实进行评估,以此完善诉前与诉讼程序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