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制约我国地区协调发展的基本问题。在我国“八五”规划初期,国家就开始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九五”规划纲要》旗帜鲜明地提出“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作为我国第九个五年乃至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2015年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建议指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从“经济带”到“经济轴带”,意味着这个五年我国将更加注重统筹协调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培育若干新的增长极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最大限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培育广阔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04年以来,我国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差异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有所缩小,省际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也分别有所降低。然而,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例如,京津冀地区户籍、社保、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性缺陷限制了劳动力要素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此外,区域倾斜性优惠政策名目繁多,使得区域政策存在碎片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扭曲了价格信号机制,导致市场难以真正按照效率最优的原则进行资源配置。京津冀地区同属京畿重地,濒临渤海,背靠太岳,携揽“三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京津冀地区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首都北京,集中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导致了“大城市病”问题突出,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日趋拥堵,空气污染严重,房价持续上涨,社会管理困难,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同时,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地下水严重过度开采,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已成为我国东部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资源环境超载矛盾最为严重、生态联防联治要求最为迫切的区域。另外,区域功能布局不合理,城市系统结构不平衡,北京和天津两极太过“肥胖”,周边中小城市太过单薄,区域发展差距悬殊,特别是河北与北京和天津的发展差距较大,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以上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国家层面的协调统筹,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促进北京、天津与河北三省市整体协调发展①。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应对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加大等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和新增长极,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有利于破解首都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大城市病”的路子;有利于完善城市群形态,优化生产力布局和空间结构,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有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对接“一带一路”等重大国家战略,增强对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的辐射带动能力,为全国转型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出更大贡献②。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是探索改革路径、构建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需要。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与京津冀要素流动面临显性和隐性壁垒、区域发展缺乏统筹协调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京津冀地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最为突出、最为复杂,关注度最高、解决最为困难。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在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的基础上,以区域优势互补的原则为指导,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北京、天津、河北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空间统筹规划和资源要素合理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起点,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构建开放的区域统一市场,建立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机制,为推动全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③本文的研究是在总结国内外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实践、梳理与评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产业集聚的视角探索地区间由不平衡发展转向平衡发展的路径、方式与机制。一方面为京津冀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对重大战略性与关键性问题的破解提供一些可行的理论思路;另一方面根据分析思路提出一些有针对性与借鉴意义的政策与建议。其主要意义与价值在于,一是有助于寻求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的协调机制;二是有助于总结与提炼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诸多实践;三是有助于推进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理论创新;四是有助于在分析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建议。本论文研究对地区间产业分布的考察确定了两种维度,即基于产业空间集聚与分散的地区间密度差异维度,和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度量的分工结构维度。为了完整地把握这两个维度对地区间产业分布演变的影响,我们把这两个维度交互作用组成四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专业化与集聚化同时上升的专业化集聚;第二种类型是专业化与集聚化都下降的多样化分散;第三种类型是专业化上升而集聚化下降的专业化分散;第四种类型是专业化下降而集聚化上升的多样化集聚。这四种类型构成我们理解国际经验与观察京津冀实践的基本框架。在这四种类型中,每一种类型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变动都存在着复杂的联系。表面上看,库兹涅茨的收入不平等与发展的倒“U”型模型和威廉姆森的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模型是相关的,本论文的研究也表明,地区间产业分布不均匀与收入差距不平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随着地区间产业分布的均衡化,地区间收入差距也由扩大向收缩转变。结合新经济地理学与京津冀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的实践,本论文把运输成本与体制政策作为解释京津冀在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与演变的两个基本因素。新经济地理学主要运用运输成本这个因素解释地区产业分布的变化,这并不完全适用于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分布与分工变化的解释,单纯运用体制与政策因素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的变化,这两种因素中的任意一种变化都会对地区间的产业分布与分工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将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考察,运输成本是基础性的,体制与政策是导向性的。通过这种组合分析,可以解释京津冀地区与其他国家地区发展路径的不同之处。例如,虽然近年来地区间的运输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产业的地区分布应是趋于不均匀的,但是,分权竞争体制下制造业在各地遍地开花,重复建设比比皆是,导致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严重。在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市场一体化政策的逐步推进下,以追求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收益的资源跨地区流动才大量发生,这将促进京津冀地区向专业化扩散阶段发展。论文在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对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特征进行了阐述。其中包括京津冀地区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情况比较,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的演变,京津冀地区产业分工的演变,以及京津冀区域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情况,分析中还包含了京津冀地区相对人均生产总值与产业相似系数的变化关系,京津冀地区相对人均生产总值、相对平均工资和产业相似系数的变化关系等。其次是对京津冀产业分工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进行分析。改革开放加速推进后,京津冀地区产业均衡发展加快,区域间产业分工程度有所提高,区域间收入差距也在下降,出现了专业化扩散的特征,其中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改善引起的运输成本下降和政府间协调合作推动的区域市场一体化,这部分就对这两方面的推动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再次是对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分析。运用前述基本模型,总结了京津冀以及京津冀地区内部各省市工业和制造业集聚和扩散所处的阶段,分析了发展趋势。同时结合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利条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展望。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通过论文的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初步印证了我们关于产业集聚、分工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论假说,即专业化水平和地区收入差距缩小是可以同时实现的。结合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的发展阶段和国家关于京津冀地区发展总体战略,因地制宜地给出相应政策建议。本论文对京津冀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以下几个观点。首先,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布与收入差距是相互对应的。地区间产业分布经历了从专业化集聚到多样化扩散,再到专业化扩散的波浪型过程。而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则呈现出一个库兹涅茨所概括的倒“U”型模式。这个过程是通过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实现集聚经济与规模经济实现的,流动促进了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也促进了地区间分工的深化。其次,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之间的联系具有阶段性特征。根据分类,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正在由多样化扩散进入专业化扩散的阶段转变。由于工业化发展机制从行政调拨资源转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市场配置又是以承认地区间资源禀赋以及国际市场的区位差异为前提的,这就导致了京津冀地区发展机会各不相同,京津冀地区区域内部专业化阶段也各具特征。最后,体制与政策因素对京津冀地区在阶段性发展转变中起着重要作用。运输成本和体制与政策两个因素推动了地区间产业结构分布的变化。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了运输成本对产业分布变化的影响,但京津冀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交通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大改善,运输成本明显下降,但是,地区性的产业集聚不仅没有显著地发生,却出现了多样化扩散现象。这种扩散不是资源流动的结果,而是各地方政府在本地区大力投资的结果。因此,维护统一市场、推进要素流动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就成为了加速进入专业化扩散阶段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