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杂志为二十世纪初翻译文学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东方杂志》作为中国近现代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综合性期刊，为翻译文学的发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对该杂志在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一直缺乏深入研究。安德鲁·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提出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其会受到接受环境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和操控，源文信息会根据目的语社会的需要而被筛选过滤。翻译研究不应拘囿于语言层面的转换，它涉及从选材到接受以及产生的影响整个过程。本论文限于篇幅，主要对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东方杂志》翻译选材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嬗变的根本原因。本文经过对《东方杂志》翻译小说选材的国别，作者和选题等数据的分析，发现其选材在两个不同时期呈现明显的差别，继而论证了勒菲弗尔译论的普适性，翻译选材受社会意识形态的操控。第一时期（1904-1919）处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社会需求，文学作品多选自于西方强国，且选材呈现启蒙特点。第二时期（1920-1927）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革新后的《东方杂志》不仅翻译小说数量激增，而且更加注重译介人道主义文学与揭露社会现实的文学名作，符合了当时“再造中华，再造中华人民思想”的时代需求。此外，俄国，日本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备受人们青睐。其次，诗学对其选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体裁和文学手法方面。清末民初时期多以长篇小说为主；五四时期，短篇小说因其结构紧凑，叙事详实特点，被大量译介并成为主流。为使选材更易于读者接受，文学语言略有涉及。此外，为了丰富我国文学体系，自然主义文学受到推崇。研究发现，翻译选材从来都不是随意的，它受特定历史环境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同时，二者对选材的操控并非独立进行，而是互相交织，共同影响翻译选材。总体而言，意识形态的操控总是大于诗学。譬如，正是五四前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更迭，使得《东方杂志》翻译小说选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