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共分诸言，上、中、下三篇，约十八万字左右。 绪言部分概括介绍介绍了中国古代言谏文化与制度研究的一些概念及其性质、特点、历史地位等等。分析了言谏文化与制度之所以产生于中国古代的原因及其运作规律，指出中国古代言谏文化与制度的产生有其深远的历史原因与深刻的思想原因、经济原因与政治原因，并进而具体论述了言谏文化的三个基本观念与性质，即：“灾异示警”、“秉笔直书”与“文死谏”精神是中国古代言谏文化与制度的三个基本理念。提出了中国古代言谏制度是一种以神学政治观念与忠谏政治观念为指导思想，对君主进行舆论监督的君主专制制度内部自我调整、自我补充、自我完善的机制的观点。 上篇言谏文化与精神，叙评了我国古代言谏文化与精神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笔者认为，我国古代言谏文化产生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的“共政”文化与其后出现的“巫史文化”。古代史官“秉笔直书”之精神铸就了我国古代史官为谏诤君王过错而不惜牺牲的精神。巫祝文化则直接导引出以后“天灾示警”的言谏思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言谏文化，而汉代巨儒董仲舒融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思想于一炉，完善了言谏文化。历代君臣对言谏的认识构成了中国古代言谏古代的活性成分。 中篇言谏制度叙评了我国古代言谏制度的产生、发展与衰亡过程。中国古代言谏制度伴随国家的出现而产生，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成熟，最后随着君主专制的走向极端而衰亡。专职谏官制度始于秦汉，完善于唐，转变于宋，亡于明清。专职言谏制度是中国古代言谏制度的主流。民谏制度作为官谏制度的补充，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下篇对言谏文化与制度的反思，集中讨论了言谏文化与制度在我国古代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必要性以及利与弊。言谏文化与制度有利于君主专制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这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但是言谏文化与制度服从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定位，导致了言谏施体与受体的严重失衡、言谏效果的随意性、言路的不稳定性等一系列现象的产生。笔者在经过反思后得出了言谏制度使我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存在开明专制的特色的结论。最后，笔者主张以史为鉴，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现代化监察制度时，应充分借鉴中国言谏文化与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