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邮政是一个历史符号，其“官办民享”的性质预设了国家与社会的重要关联。而在其中，邮资则成为预设成立的关键因子，从某种意义上讲，邮资是中国近代邮政区别与旧有邮驿的重要表征，体现了近代中国对“官办”的一种重新诠释与认同。反之，邮资又进一步凸显了中国近代邮政体系“官办民享”体征中的社会性，使邮资成为关联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接点。　　随着中国近代邮政社会化特征逐渐在民国前期塑造完成，邮资渐次加诸于公众的社会生活之中了。这就意味着每一次的邮资调整都可能切实影响到社会交往的正常进行。与此同时，国家也逐渐完成了对通信系统的垄断，而当国家杜绝了其它通信渠道之后，邮资问题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更加紧密。各种政治、社会力量有意、无意置入其中，而此又与纷乱的民国政局叠加，致使邮潮频发，而其中邮资以其勾连国家与社会的特殊性与直接性成为事件发起的重要触媒。　　本文以报刊资料、档案为主要历史资源，从邮资的视角且以1922年、1925年、1932年发生的三次“邮潮”为中心，检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政局中不同关系主客体之间迥异的动态特征，揭示中国近代邮政历程中并行不悖的发展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