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张灏所指的“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详见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9年4月号。② 关于当时社会危机的分析，详见许纪霖教授：《二种危机与三种思潮——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③ 详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出自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3—173页。④ 详见许纪霖教授：《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2006年11月，第138-145页。⑤ 关于“五四运动”定义和范围，学术界有长时间的争论，在本文中，笔者采纳的是周策纵先生的观点，即五四运动不仅是指新思潮、抵制日货运动、学生运动，也包括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社会和政治改革。详见(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第1—8页。这里更偏重于1919年5月-6月发生的学生运动。制度，先后出版了《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等学术论著及论文，奠定了其在相关学术界的地位。中国民族危机加深后，他也将研究的对象从国外的政制转向中国的政制，除与同仁出版了《民国政制史》外，还与王世杰重新编写了《比较宪法》，重点修订了有关中国政制的一编。钱端升也关注着书斋外的社会政治，借助现代传媒工具参加过多次政治或文化大讨论。在《晨报》副刊上参加了徐志摩先生发起的“仇友赤白”的讨论，主张应在学理上而不是情感上来进行探讨，认为我们应该对苏联友好。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发起了“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追求自由与民主宪政的钱先生却主张当下的中国应该实行“新独裁”，在钱先生看来，当下中国解除民族危机、求得富强是制定一切制度、政策的前提，但这种政制只是过渡的一种形式，最终目标仍是实现孙中山先生所勾勒的“宪政”宏图。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端升与胡适、张忠绂赴欧美寻求国际援助，回国后到由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法学院任教。钱先生还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为中国的抗战和建国献计献策；在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独裁的种种丑恶后，对蒋介石政府进行犀利批评，钱端升还主持创办了《今日评论》为同仁自由议政提供平台；对国民党的失望使得钱端升先生的思想开始左倾，认为中国需要一个联合政府，迎来建国的最后一环节“宪政”。新中国成立后，钱端升受到了人民政府的重用，拥有了许多行政干部的头衔。1952年高校改革后，他心爱的政治学科被取消，他的教书生涯被中断。虽然政务缠身，也抚平不了他内心的寂寞。反右运动中，他也没能幸免，这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钱先生选择了沉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学又再次受到重视，已是耄耋的他再次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激情高呼。考察一位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尚未充分为我们研究所重视的知识分子的生平和思想是丰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谱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钱端升生平的描绘和思想的简述来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更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