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构建“直接—间接双重效应”理论模型,解读经济社会地位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影响的潜在机制和作用路径,并利用200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数据予以检验。结果表明,经济社会地位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直接和间接双重效应；经济社会地位的“间接效应”更多地由主客观健康变量内部潜在的作用机制来加以体现。研究结论具体有：(1)经济社会地位对老年人的主客观健康指标存有显著的“直接效应”；(2)除“直接效应”外,经济社会地位对老年人自理能力的影响通过慢性病传递“间接效应”；经济社会地位对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影响通过慢性病数和自理能力状况两种作用途径传递“间接效应”；(3)老年人的绝大部分健康状况指标存在显著的性别、年龄和居住地模式差异；(4)对中国上海市的老年人而言,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未必有较好的健康状况；本文所选取的3个经济社会地位指标在自理能力和健康自评的影响模式中表现也不尽相同。研究还发现：(1)与其他经济社会地位指标相比,月均收入对老年人慢性病数影响最大,居住地属性对老年人ADL和健康自评的影响最大,文化程度对老年人IADL的影响最大；(2)文化程度对女性老年人自理能力的保护作用具有明显的“凸面效应”,而对男性老年人的保护作用是类似线性的；(3)上海市老年人在ADL上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4)慢性疾病对女性老年人IADL的影响要大于男性老年人；(5)70岁左右是预防老年人冠心病、脑中风、骨折等疾病发生的“黄金时期”；(6)与有配偶老年人相比,年龄越大,无配偶老年人的健康自评越好,而现有配偶老年人正好相反。研究也再次印证了以往研究中的诸多发现：(1)对经济地位较低的老年人而言,自报的慢性病数信息效度较差；(2)经济社会地位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在高龄阶段依然存在：(3)无论是ADL还是IADL项目,与下肢力量有关的项目比与上肢力量有关的项目的障碍要高得多,即老年人下肢力量的丧失先于上肢力量；(4)心脑血管类疾病和骨骼类疾病是对老年人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影响最大的两类疾病；(5)五大类慢性疾病中,女性老年人患病的种数及心血管类疾病和骨骼类疾病的发病率均要高于男性；而对于男性老年人而言,仅呼吸系统类疾病的发病率高于女性老年人；(6)婚姻对老年人的自理能力表现出明显的“保护作用”；在ADL上,婚姻对女性老年人的保护作用要强于男性老年人；(7)年龄与健康自评之间存在U型关系,“拐点”在80岁左右。总体看,西方国家所普适性的“健康状况的梯度差异模式”在中国的适应性遇到“挑战”,即使与亚洲、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上海市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经济社会地位模式也颇具“中国特色”。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当代中国老年人一生当中所境遇的政治运动、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