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发现，两权分离的出现，导致现代公司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代理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非效率投资包括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投资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为了缓解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冲突，众多股东试图建立有效的高管激励机制来影响管理层的投资行为。本文首先对高管薪酬和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对相关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回顾；其次，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基于相关理论分析，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再次，本文以我国沪深股市中的A股上市公司2010年到2012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非效率投资模型与高管薪酬和投资效率相关性模型，得出了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现象比较普遍的研究结论，然后用选取资本投资模型的回归正负残差值作为过度投资额投资不足的代理变量，考察了薪酬业绩敏感度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接下来，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把全样本分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种分样本，分别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度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有：（1）我国上市公司中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的现象较为普遍，与过度投资行为相比，投资不足现象更为普遍；（2）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PPS与过度投资显示负相关关系，即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相关性越低，越容易引发过度投资行为。（3）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与投资不足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即PPS越高，管理者的投资风险成本过高，则越容易导致企业出现投资不足现象。（4）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与过度投资的负相关系数更大，且负相关更为明显。（5）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PPS与投资不足正相关，但是回归效果不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薪酬业绩敏感度PPS与投资不足显著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