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治疗作为原始初民治疗疾病的一种方式,为何会在信息、教育和医疗等都更为发达的现代城市空间再现?城市居民何以会选择仪式治疗?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到底是什么?这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本研究通过对贵州省贵阳市城市地区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以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的方式收集有关城市居民仪式治疗的一手资料,从城市居民选择仪式治疗的原因、仪式治疗的过程、仪式治疗的疗效提炼出城市居民仪式治疗的文化逻辑,并比较城乡居民仪式治疗的异同,以期加深对城市居民仪式治疗文化逻辑的认识。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仪式治疗呈现出天人关系的失序与和解的文化逻辑。具体而言,城市居民选择仪式治疗的原因,主要源于生活世界的不顺。被疗者主要是在面临身体、人际、谋生机会不顺时选择接受仪式治疗,具有理性化、生活化和默识化的特点。城市居民的仪式治疗由改信与仪式两个部分组成,呈现出从天人关系失序到天人关系理顺的文化逻辑。在改信阶段,师傅利用被疗者和谐均衡的文化价值观,将被疗者对不顺的理解改信为天人关系的失序,成功将被疗者生活世界的不顺转化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难处。为解决这一难处,在仪式阶段,师傅通过对象征物经由“沟通—交换—再沟通—转嫁”过程的操弄,调动被疗者听觉、味觉、视觉等身体感知,促使被疗者相信失序的天人关系已被理顺。在整个过程中,城市居民的仪式治疗具有简便化、私密化、映射化的特点。城市居民仪式治疗的疗效是一场天人关系的和解,具有主观性和整体性的特点。被疗者之所以认为天人关系已被和解,主要源于对师傅“灵验”的相信,而这种相信的背后涉及一套由社会性维度与历史性维度构成的“灵验”评价标准。此外,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城乡居民的仪式治疗存在一定异同。从选择原因上看,城市居民的仪式治疗行为是一种去地域化信仰下的理性选择,而乡村居民的仪式治疗行为则是一种基于地域化信仰下的理性选择;从治疗过程来看,城市居民的仪式治疗过程是一场较为简便的外显性治疗过程,而乡村居民的仪式治疗过程则是较为精致的外显性治疗过程;最后,从仪式治疗的疗效上看,城市被疗者对仪式治疗有效性的主观判断主要基于灵验层面,而乡村被疗者对仪式治疗有效性的主观判断则主要源于他们对本民族宗教信仰体系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