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决策者调整他们的行为以应对或缓解突发事件的影响,这一主题出现在经济学的众多研究题材中。对这一主题的探讨,挑战并不在于理论模型的构建,而在于从经验上去刻画事件发生之后决策者如何通过行为调整实现异质性的恢复过程,以及评估对福利的影响(Hornbeck,2012)。本文选取2008年毁灭性的汶川地震作为研究背景,基于在四川省22个村庄收集的2007、2009和2011三轮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ion)的分析框架,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灾区农户在生计恢复过程中面对地震冲击和灾后重建激励的行为调整：第一,在三年恢复重建期间,数量庞大的建设工程同时在灾区全面铺开,导致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十分突出,灾区工资水平快速上涨,进而吸引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到本县就业。第二章从机械化和土地流转两方面分析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我们发现,随着本地工资率上涨增加了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灾区农户通过雇佣机械化服务和购买农业机械取代役畜来加速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进程。与此同时,伴随就业地点的转换,那些地震后拥有更多家庭成员在本县就业的农户租出土地的概率下降,租出土地的面积也减少了,说明不同于外出务工,本地就业并不会促进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第二,从收入、消费和资产三方面评估地震造成的福利损失之后,第三章全方位分析了农户在地震后运用的所有风险应对策略的有效性。我们发现,地震主要损毁的是以住房为主的资产,对收入的逆向影响滞后到2011年,消费水平则在地震后出现短暂的增长。对灾区农户而言,风险应对策略的重要性依次为：自有储蓄、政府救助、贴息银行贷款、非正规借贷、私人捐赠、变卖资产和让孩子辍学。此外,灾区农户利用收入多样化策略的方式是提高种植作物的多样化程度,提高从事非农家庭经营活动的概率。灾区农户还增加了男性受雇劳动力的工作时间；由于地震后非农务工收入相对下降,表明事后劳动力供给调整的有效性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限制。第三,地震结束伊始,在人均收入水平呈下降趋势的背景下,灾区农户的消费出现短暂的显著增长。针对上述现象,第四章从储蓄、打麻将与饮酒和吸烟三个方面分析灾区农户的消费行为调整,暗含的假设是劫后余生的心理驱使他们享受当下生活,即调高了时间折旧率。我们发现,居住的村庄距离地震带越近,地震后农户的储蓄率越低,短期和长期效应均显著,但短期效应的驱动因素才是消费水平上升。由于遗漏了短期效应,打麻将的频率和价码与预期相符,但并不显著。与此同时,所居住的村庄离地震带越近,地震后农户的年吸烟量越高,这一发现与心理学的研究结论一致,即成瘾行为与较高的折旧率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