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政期是日本中世史的开端,也是崛起的武士阶层与传统的贵族势力走向分立、竞合的社会转型期。其中,高仓院政期虽然时间极短,但作为治承寿永内乱爆发与镰仓幕府建立的前史而意义重大。然而,长久以来束缚于“平家物语史观”,人们对高仓院的认识基本停留在“平家独裁下的傀儡”上。本文以公卿日记等一手史料为立脚点,力图对平家与高仓院的关系进行全面剖析。文章按传统叙事方法,以时间为轴分为三部分。第一章,从治承三年十一月的政变开始,到次年二月底高仓天皇退位结束。政变实现了高仓天皇的亲政和平家政权的诞生,也标志着两者结合形式下的新政治体制的建立。新体制以维持旧的国家机器为表面特征,实际上平家借以巩固其最大军事权门的地位、增强对国政的发言权,而高仓天皇趁势取代后白河院成为王家家长并完成了新皇统的树立。两者的关系保持互惠共存的基调,其实在高仓天皇被立储以来双方在各自利益面上已发生紧密联系。第二章,以高仓院政期的第一、第二阶段为中心,分析高仓院与平家在国政运营中的若干特征。一方面,国政运营层面需要平家一门参与,不仅是作为院司参与院厅机构运作,而且在“内议”、军事动员等机制上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平清盛凭借其强大权势与特殊地位,对国家大政、贵族社会肆意干涉,并在迁都等问题上采取强硬的专制手段,对高仓院的权威形成压制。总体而言,高仓院本人参政能力与欲望不强,因之公卿会议的效力大为提高,呈现出院政制度化趋势。第三章,从治承四年五月“以仁王举兵”到次年闰二月平清盛去世为止。重点讨论围绕王权产生的理念冲突和高仓院政陷入困境后政治体制的转变。反体制者一方,多批判平家犯上夺权,破坏佛法,抬高后白河院的地位,进而打击高仓王权的合法性。从贵族社会来看,平家与高仓院的关系意味着正统的王位拥有者与僭越的军事独裁者的结合。在此内外压力下平家不得不施行“德政”,部分赦免了政变中受打压者,有限地恢复了后白河院的权力与地位。此间,为防止彻底放权,平家也采取了积极的反制措施,但大多因平清盛的突然离世而付诸东流。高仓院政的停止意味着政变后新体制的解体,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平家政权的蜕变。统而言之,平家与高仓院的关系是,皇统分立、权门政治、全国内乱等特殊背景下一对短暂的政治同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