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罪名中含有“背信”两字,因此被刑法理论界认为是我国的特殊背信罪,其理论基础是普通背信罪理论,而探寻近代我国的立法史和法律思想史,并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背信罪立法和理论,而现实中却充斥着大量“背信”的违法犯罪活动,需要有专门的罪名予以规制,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就是例证。但本罪名自入罪六年多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却较少适用,由此不免产生疑问,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是否是刑法过度介入经济领域的后果?何为本罪规定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产的行为?现实中该如何理解本罪所规定的“受托义务”?“擅自运用”该如何认定?本罪的行为对象范围如何界定?与一般违法行为及挪用资金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等相关其他犯罪的界限在哪里?基于这些疑问,本文对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客观要件进行研究探讨。本文正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立法及其客观要件。首先考察了本罪在我国的立法沿革与立法意义,通过对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在立法阶段发生的争议和修改论证过程的整理,试图通过争议的内容和立法者的解释来还原本罪名真正的立法目的和初衷。提出现实中大量出现的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产进行高风险投资,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严重侵犯客户资产的安全性,扰乱金融理财秩序的现象,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法律规制。并结合现有相似罪名的分析,论证刑法规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符合我国的金融立法模式和立法理念,符合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和谦抑性,并不是对金融犯罪领域的过度扩张。其次根据本文前言部分对本罪客观要件研究所做的文献梳理,对各个客观要素进行观点分析并提出疑问和观点,为下文做铺垫。最后考察了本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发现仅有极少的判例,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提出了司法实践中对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适用存在的困惑,从理论层面上分析主要是对本罪所规定的行为,包括行为的客观基础,行为的方式等以及行为的对象存在认识上的障碍,理论上对此也存在诸多争议,才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出现混乱不清的局面。第二部分,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犯罪对象。根据犯罪对象的重要意义以及理论上对本罪的犯罪对象存在的诸多观点和争议,有将客户存款列举为本罪对象的,有认为本罪对象不应包括信托财产中的不动产,知识产权等资产的,对客户资产的范围有观点认为不应局限在委托理财业务中等。针对这些争论产生的疑问,对客观要件的研究有必要从界定犯罪对象的范围开始。结合条文的表述：“客户资金或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并根据语义分析的解释,初步将本罪的犯罪对象界定为三类：客户委托、信托资金,客户其他委托财产,客户其他信托财产。并结合对不同的观点理由的分析,发现其中的漏洞和论证逻辑错误,最终根据一次法中对金融机构不同委托理财业务的规定,分别对三类客户资产进行范围上和内容上的界定。本文主张应限定在委托理财业务中,具体包括理财业务和委托买卖证券、期货业务。第三部分,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犯罪行为。对行为的界定分析是本文的重点,首先从条文的表述将本罪所规定的“受托义务”作为行为的客观基础,受托义务的清楚界定对行为的分析有重大的意义。“受托义务”在立法阶段就存在认识上的争议,立法者的解释是“受托义务”包括约定的合同义务也包括法定的义务。本文赞同这一解释,并在具体的受托义务内容和存在范围上,结合犯罪对象存在的范围,提出应将其限定在委托理财业务中以及法定义务中的忠实投资义务,而并非所有的约定义务和法定义务。其次对本罪行为的本质进行探讨,在对行为表现方式擅自运用中“运用”的内涵与外延分析界定后,将“擅自运用”与“受托义务”进行联系、考察其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分析解释的方法找出其内在的联系和对本罪行为本质的制约和体现。最后对本罪行为进行量的考察,重点是对“其他严重情节”的解释,本文提出的严重情节标准应具有客观性和可量化性。第四部分,本罪与相关犯罪在客观要件上的区别。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对容易与本罪在客观要件上出现混淆的挪用资金、挪用公款罪、违法运用资金罪、非法经营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区别,找出在出现部分要素重合的时候区别两个罪名的关键要素,例如本罪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挪用资金罪在委托理财业务中作为受托义务人一方,既利用职务便利又违背受托义务,擅自挪用客户委托、信托资金的情况下,区别行为是构成哪个罪名的关键是行为的性质,即工作人员的行为是自然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具体认定要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与其他罪名的客观要件上的区别也是如此,通过将本罪与其他罪名在客观要件上的区别,可以更好的验证本文对本罪行为和行为对象的界定是否合理,为现实中出现类似情况的处理提供理论上的参考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