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施瓦茨这样说道：“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可见,行政裁量权是行政法的核心问题。在我国,随着公共行政事务的发展,行政裁量权的正当性及其作用是不需要再论证的古老话题,但是对于如何有效地监督控制行政裁量权,防止行政主体恣意,滥用权力却是一个经久不衰、愈辩愈明的问题,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立法控制与司法控制对行政裁量权的控制并没有有效的结果,因此笔者把目光投向行政机关的自我控制,希望从中寻找到有效地解决方法。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来,制定行政裁量基准成为我国行政实践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样一个实践需求、理论缺失的背景之下,笔者将研究视野停留在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上,希望对其进行制度构建,以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并为行政裁量基准提供理论支撑,以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为基础,更好地实现行政机关的自我控制。本文从理论的高度论证了行政裁量基准的正当性,并对我国现有行政裁量基准实践进行分析,指出对行政裁量基准的基本定位,并将公共政策和行政惯例纳入到对行政裁量基准的影响范围并进行论证,提出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构建模式,在实体构建方面要遵循行政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制定主体的确定以及相关控制技术的拿捏,在程序构建方面应充分适用公众参与与公开公布机制,最后建立以行政评估制度为核心、立法监控和司法监控为辅助的行政裁量基准的监督审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