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出现大量通过网络编造、恶意散布虚假信息的刑事案件,严重破坏网络空间的秩序,损害网民合法权益。最高司法机关为了净化网络风气,惩治网络虚假信息犯罪,先后颁发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与《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两部司法解释,将网络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归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以下简称虚假恐怖信息罪)与寻衅滋事罪两罪的规制范围。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网络虚假信息犯罪,但这种扩大解释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罪刑法定原则,其合理性备受质疑。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8月29日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二条(修正后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新增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使得对网络虚假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有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破除了司法解释立法化的窘境。同时,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网络空间日趋成熟,社会结构呈现巨大变化,出现了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双层结构。在这种新型社会结构背景下,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须作出不同于以往对虚假恐怖信息罪的理解。本文将以立法背景为切入点,剖析本罪构成要件,阐述本罪的设立对既有司法解释的影响,并提出立法建议,以期对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正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是分析本罪的概述,包括介绍本罪的立法沿革,对在本罪成立之前的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进行分析;分析本罪作为网络新型犯罪的不同于传统虚假信息犯罪的立法特点;本罪的设立对既有相关司法解释的影响,从理论上证明相关既有司法解释效力亦应作出相应变化。第二章分析本罪的客观要件。主要探讨“编造”和“传播”的理解、“虚假信息”的理解、“信息网络”和其他媒体的理解、“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理解等问题。第三章分析本罪的主观要件。主要探讨本罪是否为目的犯、对明知的态度、对危害结果的主观态度、点对点传播之下主观方面的认定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方面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