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典型性事实之一,而城市化则是空间集聚的一个重要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对地区增长的带动作用日渐凸显,不仅为大量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也为区域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提供了充足的市场、完备的基础设施与发展环境。就其本质而言,城市化是生产要素的集聚过程,城市的发展取决于城市拥有的生产要素禀赋,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要素集聚效应。城市化包含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产业与经济城市化、基础设施城市化等几个层面,无一不以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直至集聚为内容,以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全面向城市聚集为特征。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主要依靠的是以增加要素投入驱动的外延式扩张,往往片面强调“土地城市化”的重要性,将城市化简单化为人口增加、行政区变更、城市土地规模扩大的过程,忽略了其经济内涵。目前我国城市的集聚水平仍然普遍较低,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而言城市化水平尚显滞后,传统城市增长模式正日益受到资源、环境及要素供给的约束,同时面临着要素单向流动趋势固化、大城市“城市病”凸显、中小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弱、城市效率偏低等问题。国家提出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规划,这虽然有利于缓解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但全力发展小城镇不仅存在高昂的建设成本,还要面临小城镇经济水平和产业发展吸纳要素能力不足以及不利大城市集聚效应和辐射功能发挥等问题。解决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空间矛盾,其根本在于推动城市由外延式、速度型增长向内涵式、效率型发展模式的转变,促进各级城市的要素集聚效应和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我国人口众多、领土广阔,实现城市的效率型增长离不开政府公共支出政策的有力保障。公共支出是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调控手段,运用公共支出对城市的要素集聚程度与方向进行宏观调控、促进城市发展,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成功经验,也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区域管理的普遍实践。尽管我国各级政府通过公共支出干预经济的程度较深,然而公共支出效率却比较低,不同规模城市在公共支出的范围、公共品的供给能力以及满足居民需求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亟需实现公共支出效益的提升及支出结构的优化。本文围绕提升生产要素集聚效应及优化公共支出结构、促进城市的效率型增长为主线展开研究,探讨生产要素集聚的内涵及其效应;分析生产要素集聚和公共支出对城市效率的影响机理;并以环渤海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以及公共支出对于城市经济效率和要素集聚效应的影响规律;基于研究发现与结论,提出城市间实现协同共赢的效率型增长的对策建议。研究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相关方法,以便更好衡量公共支出和生产要素集聚的空间关联效应和溢出性影响。环渤海地区是全国第三大增长极,拥有我国最大的城市群之一,是承接全国经济由东向西扩展、由南向北推进的重要纽带。同时,环渤海地处东北亚中心,具有对外开放、辐射亚太的重要区位优势和战略地位。京津冀一体化和建设京津冀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战略的实现必须以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为依托,国家发改委已经下发了《环渤海地区发展纲要》,并明确环渤海地区包括京、津、冀、辽、鲁、晋、蒙两市四省一区。由于该地区地域范围广阔,区域内各城市间生产要素集聚状况、城市效率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大差距,存在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特征,这使得环渤海协同发展问题更为复杂、实现困难更大。另一方面,由于环渤海地区特殊的政治地缘因素,公共支出对区内城市发展和要素集聚的干预程度更深。关于环渤海地区提升公共支出作用下的要素集聚效应和实现城市效率型增长的研究对于其他地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学界对于环渤海地区要素集聚、城市效率以及地区协同发展的研究还不常见。本文基于环渤海地区在区域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上述典型性原因,选取环渤海地区为研究对象。论文的主要结构安排如下:论文的理论基础部分,对于生产要素集聚等概念内涵予以界定,并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论文推导了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因素,分析要素流动规律、要素集聚的动力机制及其集聚效应等。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区域差异不仅体现在不同地区要素种类和丰裕程度不尽相同,也体现在地区间要素产出效率的差别,二者是生产要素在区域间价格差异的主要原因,也是形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础。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是要素集聚的前提,基于要素禀赋区域差异的要素价格的区位差是生产要素流动的根本原因。生产要素在追求报酬最大化的内生动力下向要素回报率更高的地区流动以至集聚。生产要素集聚是生产要素在自然、市场和制度三种动力机制影响下的空间集中过程,也是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充分流动并超越地域边界协调合作实现要素价值最大化的过程。在影响机理分析部分,本文基于创新溢出模型、均衡国民收入决定模型、博弈论及纳什均衡方法,依次分析生产要素集聚对城市效率的影响机理,以及公共支出对要素集聚效应和城市效率的影响机理。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有助于提高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促进全域的经济增长,但是也可能导致因外围区要素和福利的双重流失而产生地区间发展不平等的加大。政府公共支出具有增长效应和引致生产要素流动效应,对市场力有方向性的调整作用。在促进外围区居民的福利改进、实现中心和外围区域协调发展等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自动实现的政策目标方面,政府通过公共支出等行政性手段予以调节。城市间采取市场分割或是区域竞争的方式对促进外围区发展并无益处,相反地,通过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有助于减少区际交易成本,促进全区域的整体可持续增长与福利改进。论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以环渤海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各城市效率水平,并对该地区城市经济效率的差异及其动态演进轨迹进行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环渤海区域生产要素集聚指数进行测算,刻画各城市生产要素集聚的空间分布状况和动态发展过程。从其动力来源看,技术进步与创新对城市效率提升起主要作用;不同城市间效率差异较大,但总体呈现“空间趋同俱乐部”现象,空间临近城市的经济效率往往表现出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城市效率发展存在较明显的极化趋势。另一方面,环渤海城市间生产要素集聚水平差异很大,空间分布极不均衡且要素向少数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日渐明显。本文通过Moran’I检验证明了生产要素集聚和公共支出问题具有空间相关性,因此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相关研究方法,基于环渤海四省二市一区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就公共支出和生产要素集聚对于城市效率的作用及对相邻城市间的溢出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不同生产要素集聚对城市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结论与对策部分,以实现集聚中心地和外围区城市协同共赢的效率型增长为落脚点,基于研究发现与结论,提出城市提升经济效率和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生产要素集聚机制和异质性集聚效应本文重点分析了普通劳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科技创新四种生产要素集聚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仅证明了生产要素对城市效率的集聚效应,而且表明不同要素集聚效应具有异质性的影响。其中资本的集聚效应为负,即资本集聚度的增加反而会限制城市经济效率提升。这表明资本密集型发展的红利正在消退,通过资本积累、投资扩张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区域发展的动力及其重点亟需转变;从而从要素集聚的角度实证证明了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性。本文的研究同时也指明了经济转型的方向——从回归结果来看,普通劳动、人力资本和科技要素对城市经济效率的集聚效应均显著为正,三类生产要素的集聚不仅促进集聚当地的城市经济效率提升,也会对周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促进作用,这表明“人口红利”和“创新驱动”因素仍有望为城市增长提供持续动力。除了继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外,还应着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技术在地区间的扩散,让更广泛的地区从创新中受惠。(2)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和“时空惯性”本文研究结果证明了,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路径依赖,城市自身及其周边城市的前期效率水平均会影响到城市现有效率。其中,以前一种影响为主,意味着城市的历史效率水平会对当期效率产生循环累积的影响。城市间的效率溢出则更多体现为负向关系,极化效应仍是影响区域经济效率的主导力量,大城市更多地吸纳了周边地区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但是对后者的辐射带动作用却不足。(3)公共支出有助于促进全域经济效率的提升公共支出对当地效率形成“弱化效应”,但是在地区间则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总体表现出对全域效率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从本文的实证结果来看,公共支出可能因对私人部门的“挤出”,而对本地经济效率产生负向影响;由于挤出效应和本地经济效率降低等因素的影响,当地生产要素更多地流向周边其他地区,并促进要素流入地的效率提升。从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结果来看,公共支出的地区间正向溢出效应明显地大于其对本地市场的弱化效应,因而使公共支出对全域总体效率增长体现为正向效应。因此,公共支出政策的重点应该突破地方主义观念,更多从全域利益着眼布局,促进地区间的合作与协同发展。(4)公共支出对于增进知识型要素集聚效应作用显著公共支出对于各类生产要素集聚效应的影响不尽相同。公共支出的增加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和科技等知识型要素集聚对于城市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但无助于增进资本集聚效应。该研究结论说明,应着力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消除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尤其要促进知识型要素的流动及其集聚效应的更好发挥。各城市间应增强互动、加强协作、共享信息,在更大的空间格局中寻求更有效的要素配置模式,实现协同共赢发展。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围绕如何提升公共支出作用下的要素集聚效应和城市效率,本文着重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优化要素集聚环境,尤其注重加强城市自有人力和科技要素培育;基于各城市的要素禀赋优势,推进区域间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协作;打破市场分割,推进城市间合作,促进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加强区域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公共支出政策的调节重点应该更多从全域利益出发布局,着力培育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制度环境和要素基础,促进集聚中心地和外围区城市协同共赢的效率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