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薪酬”和“零薪酬”频频见报,表明薪酬激励没有起到有效作用,激励机制(即高管工资与企业经营绩效相挂钩)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效的,主要是由于高管自利行为。高管薪酬粘性指的是在公司业绩下滑时,高管工资边际增长额比边际减少额高。高管通过自身权力来影响他们的工资,不仅能够预防因销售业绩降低而引发薪资问题,还减少了通过经营业绩的提升可得到的薪酬增加。因此,“自利”的高管倾向于通过权力影响薪酬业绩的敏感性,导致其薪资同企业盈余收益的粘性越大,进一步减小薪资与亏损业绩的关联性,并加剧高管薪酬的粘性,降低了高管薪酬的风险。公司资本投资并非总是恰到好处,有可能出现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的情况,这是因为公司的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诉求不完全趋同。为避免代理问题过于复杂而造成诸多不便,针对此问题,最优薪酬契约可以起到协调高管和股东利益冲突的作用。其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契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高管人员的自利倾向,然后避免投资过度的问题;第二,契约激励高管投资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以弥补投资不足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反映了薪酬契约没有起到协调代理冲突的作用,薪酬粘性降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冲突,委托代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薪酬粘性的存在,使企业代理冲突越发严重。薪酬粘性使高管们获得更多利己的非对称性投资收益,导致高管们更加偏好非效率投资,加剧非效率投资的不良影响。投资活动将导致企业规格提升。通过投资行为持续提升了企业市场规模,同时使得管理资源进一步加强,比如高管在企业中的地位、自身薪酬水平和职业声望会得到提升,高管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获得私人收益。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投资活动是例外管理,投资活动更容易受到高管权力的影响,甚至控制。高管处于企业的权力核心,具体来说,其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和发展规划拥有较大的权力。考虑利己因素,高管利用其拥有的权力作用于企业投资决策,进一步造成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目前,如何有效抑制高管的自利行为,是公司治理改革等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探讨高管权力、薪酬粘性与对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可以对高管激励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学习意义。首先,本文从高管权力与薪酬粘性、薪酬粘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高管权力与企业投资三个方面回顾了国内外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简要评述;对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契约理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且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并且综合利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对于高管权力,薪酬粘性和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指明高管薪酬同公司发展间的关联性。然后就高管权力对薪酬粘性潜在出现的种种影响进行的分析和了解,也对薪酬粘性对于企业效率提高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比较。最后,对于高管权利和薪酬粘性、非效率投资几个因素进行了综合的分析。基于这个层面上而言,我们主要以A股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且采取了相应的实证研究方法,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不论企业经营业绩下降还是上升,只要高管薪酬变动不相应对称,则是粘性特征,这表明,高管薪酬粘性无处不在,就我国而言,国有企业粘性特征高于民营企业。第二,高管权力会加剧薪酬粘性。通过一系列的分析可以知道,在对于全样本数据和国企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高管权力显著影响薪酬粘性,私营企业中并不存在这种影响。彼此差别存在的要素主要包括:一,公有企业管理者借助自身职权来保障薪资粘性,通过该种方式来实现高绩效提升过程中的薪资收益;二,相对于私营公司而言,机会主义国企管理者极易通过自身职权实施薪酬不对称效应,进一步导致薪资粘性状况的发展;三,部分民企的代理人与委托人并没有分离,没有利益冲突与信息不对称,并非产生了代理权限。第三,高管薪酬粘性还会加剧市场投资,其薪资关联度不断深入,其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正向影响越严重,但薪酬粘性对投资不足的影响并不明显。如果高管薪酬的粘性特征越明显,那么薪酬粘性就会促使企业过度投资,产生该状况的内在因素或许是薪资粘性使得管理者借助于公司大量市场投资来实现资本效应,同样是非对称的体现。通常该种行为称为过度投资机会主义倾向。第四,高管权力通过薪酬粘性使得公司极易出现过度投资。本文通过对高管职权、薪资粘性以及公司非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从总体来讲高管薪酬粘性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高管权力对过度资影响的中介作用。而该种情况在我国公有制企业内十分广泛。在系统探究和实证检验的前提下,本文研究的主要创新点有:第一,关于薪酬激励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的自身特征、长期股权激励、高管货币薪酬水平、高管薪酬激励结构等方面,没有很多学者会对于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的这一问题进行直接分析。所以,本文主要分析了高管薪酬粘性和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存在的联系,主要目的就是为高管薪酬激励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支持。第二,在立足于现有的文献基础上,对于高管薪酬粘性因素进行归纳,由于经营业绩、代表经营业绩上升和下降的哑变量以及影响因素三重交互的方法可能会造成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所以,本论文主要使用了步丹璐等薪酬粘性的计算方法,尝试着用直接检验方法研究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分析出薪酬粘性存在的主要原因。第三,高管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会作用于薪酬粘性,从而通过多种方式对企业非效率投资产生影响。因此研究高管权力是否通过薪酬粘性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将会对完善企业投资决策的形成过程提供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