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批判性理论家”中最突出的一位,被称为“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他不仅致力于批判理论的重建与现代性批判,而且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其中,他关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等,对当代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新的分析与批判,并试图提出他自己的解决之道。特别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中,他探讨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的资本主义多种危机,并强调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是资本主义更为严重的危机。随着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不断深化,他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进行了相关剖析和批判,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只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还应该包括人们的交往行为等,建立起系统化的交往行为理论,并以此为框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到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国家干预和科学技术成为新的时代特征,哈贝马斯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技术批判理论以及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合法化危机思想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核心内容,影响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整合和结构转型。文章分别通过四部分内容对其进行研究:首先,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合理性理论是合法化危机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在此基础上,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合法性与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形成了不同于韦伯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阿尔蒙德在继承韦伯和帕森斯等人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合法性与政治体系结合的概念,认为合法性不仅存在于政治系统,还与社会文化不可分割。合法性理论的不断延伸和备受关注,引起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全面性危机的探讨,促成了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思想的形成。其次,面对社会系统出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危机倾向以及对经济、行政、合法和阶级四种结构模式进行分析。然后,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构想,内容包含三方面:建立彼此间的交往行为,重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以及建立协商民主的政治社会。最后,合法化危机思想的阐述和危机解决途径的提出,都表明了哈贝马斯脱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虽然丰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给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演变提供新的视角,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以积极启示,但是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它的当代价值。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思想作为推进现代性的思想力量之一,可以促使作为后发展的中国以矫枉过正的自省姿态进行现代性的自我校正:一方面,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思想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更深刻地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另一方面,它可以作为一种对抗资本主义垄断与宰制的思想武器,为设计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方案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