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是董仲舒的治道思想。
　　董仲舒建构儒学走的是宇宙论进路。“天之道”包括了周期性和对立性两个基本法则，具有规律性可为人道所比附。董仲舒提出了一套认识世界事物变化的思维模式——“天人相感”说，以把天道应用到人伦政治的领域。他的“天人相感”说有两个支撑理论：人副天数，同类相动。董仲舒建立的宇宙论知识体系主要内容是为德治政治服务的，将作为客观知识的天人相感之学汇入儒学价值本位的形上学系统，使得先秦以来的儒家经验理论直接上升为德性本体。董仲舒儒学建构意义正是表现在价值与自然知识的结合上，他使得儒教的基本教义成为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道理，这正是他把人道导入天道的功劳所在。
　　统治者需要“道”来强化他们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和治国技术理论支持，而儒士也希望借此建立理想中的文统，把儒学变成国家意志。把道升华到天的高度，给“势”的合法性以神权保障和治国技术理论支持，同时也把“势”纳入天的范围，用神权威慑皇权，用天之道压制“势”，董仲舒正是这样一套文化秩序系统理论的建立者。
　　董仲舒的“无为而治”思想包含了两层意思，无为的政治是德性的政治，无为的君臣模式是君无为臣有为。这两层含义正是他对原始儒家和黄老道家无为思想的继承和借鉴。这种模式对君主的个人修养要求甚高，既要是道德表率，又要摒弃主观臆断，更进一步说，实际需要的不是作为个人的君王，而是要君王这个国家机器运作核心正常运转，这是董仲舒对儒家理想色彩的可操作性改造。
　　他抬出“道”压制“势”是为了建立第一义的文化秩序，这不仅需要君王这一核心环节还必须有官吏，还需要其细部运作体。所以，他强调教化，教化培养人才，培养人才以普遍施行教化，这实际是一个循环机制。他提出长期储备和短期举荐两种途径以为国家“积贤”，培养人才的内容和提拔人才的标准都是儒家的，如此，逐渐实现了官僚队伍的儒生化。董仲舒认为他所处的时代由于人们被无穷尽的欲望驱使，使得社会秩序混乱，他认为应该及早防止危机的扩大化，根本办法就是度制，即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礼制秩序。对于整个国家社会的治理，教化和度制同为治道措施，分别在善的领域引导人们达到道德目标，在恶的领域堤防人们放纵欲望，形成了教化和度制的双轨模式，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其理想的德治秩序社会的实现。这是董仲舒治道思想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