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重要人物的梁启超,其为学思想和为学方法值得被关注。在梁启超的为学思想中,也渗透了他的人生观思想。他的人生观是基于科玄论战而具体阐发的,他认为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梁启超的人生观贯彻了儒佛思想、以趣味为根柢。在其晚期,他的人生观以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和老子的“为而不有”为根本。他的人生观也充分体现在了他的为学思想中。在《为学与做人》中,他提出了通过儒家三达德为核心的“成人教育”来达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境界的主张。面对当时中国教育和学术的现状,他认为为学的首要在于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去拯救精神饥荒,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要相互调和。他进一步提出了“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的文化调和论。梁启超把研究国学的道路分为文献学和德性学,认为除了整理国故的文献学之外,更重要的是突出人生哲学属性的德性学。德性的研究须内省躬行,只有走通了的德性学的这条路才能够走上文献研究的道路。在科玄论战的背景下,梁启超也阐发了他对科学研究和科学主义人生观的态度。梁启超明确界定了科学所能支配适用的范围即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一方面,梁启超反对科学主义的人生观,认为科学主义的理论走向是人类生活的异化和机械化,近代欧洲人因为过度信赖“科学万能”而丧失了安心立命的根本。另一方面,梁启超也支持秉承一定程度的科学精神。他肯定了乾嘉学派的学术贡献,提出了将科学精神运用到文献研究中去的主张。他认为如果治学缺乏科学精神,也会导致笼统、武断、虚伪、因袭和散失等病症。梁启超也分析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两种错误态度:其一是对科学有着“艺成而下”的观念,其二是窄化科学的研究范围。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发生了许多变化,“唯……主义”开始盛行。梁启超认为这种为学方法有两点好处:第一在于可以避免思想笼统的毛病;第二在于旗帜鲜明,便于传播。但从人生观的角度看,真理不是“唯”字可以概括表明的,为学不应当推崇“唯……主义”。梁启超在为学方法上主张“非唯”,目的在警惕学者在人生观上不可陷入机械主义和一元论的误区。梁启超不仅在人生观秉持趣味主义,将趣味视作其人生动力。同时他也将这种人生观注入为学之中,强调要实行趣味教育。就教育宗旨而言,梁启超认为教育必须有目的,教育应当以同情、诚实、勤劳、刚强的道德公准的传授为宗旨。在渗透着其人生哲学的梁启超为学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一、建立具有民族性和文化自主性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探索中国文化的道路上走向精神独立。二、在科学精神和哲学的人生观中找到平衡点,对技术要有审慎的态度,保持自身心灵自由和人心纯洁完备。三、为学做人应当寻求纯粹的文化生命和精神世界,要有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为学自身应当成为目的而非其他手段。四、为学最重要的是养成健全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