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结合《二年律令》、《奏谳书》、《居延汉简》等一批反映汉代法律条文原貌及司法实践的出土简牍史料。对汉代的诉讼证据制度进行了宏观、系统的研究。文章认为：汉代的诉讼证据主要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勘验鉴定笔录五种形式；在“狱”,类似于今天的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口供,尤其是被告的口供是最主要的证据。在“讼”,类似于今天的民事案件中,书证成为案件受理和判决的关键。此外,由于勘验鉴定技术的发达,勘验鉴定笔录也成为定案的重要证据。在定案判决过程中具有多种证据共同使用、相互验证的特点；两汉时期主要以审讯、刑讯、现场勘察检验与鉴定、调查暗访检举等方式获取证据。形成了以审讯为上、刑讯为下的证据获取原则。在刑事案件中多采用刑讯的方式获取口供,但在民事案件中很少使用刑讯的方式取证；在“重视证据、据证定案”的总体证据原则的要求下,汉代的证据原则在具体的实践领域中具有：罪疑从去原则；伪证有罚的举证风险原则；在刑事案件中遵循口供至上原则,在民事案件中注重书证、人证的原则。充分体现儒家思想的“亲亲相匿”的证人回避原则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