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中数据是一种资源,算法则是利用这一资源必不可少的工具。数据在生产要素中地位的提高促进算法的发展,进而导致算法逐渐由纯粹的数据处理技术异化为影响社会方方面面的实体存在。本文以算法作为直接研究对象,探讨了数字时代算法的法律规制问题。对算法进行系统法律规制的必要性证成是探讨算法法律规制的前提。算法的独特性质,如不透明性、歧视性和归责困难的特征需要法律对其属性进行界分。算法的现实危害使法律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主要体现在算法异化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和人的价值的消解,算法的不当使用侵害个人合法权益。而既有的法律规制无法应对算法的挑战,传统民法中的合同、侵权等理论存在适用难题。数据类法律虽然强化了对个人数据的保护,但却没有对幕后的算法进行直接规制。反垄断规制的引入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算法共谋影响正常市场竞争环境的问题,但是我国反垄断相关法律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正值修改的窗口,因此对其引入需要进一步探讨。算法法律规制研究需要把握算法在应用的场景化特点。厘清算法应用的主要场景,梳理各应用场景中存在的问题是构建系统法律规制路径的必要条件。在商业领域,推荐类算法的应用在便利企业与消费者的同时也存在信息茧房和诱导沉迷的困境,个性化定价算法往往被冠以“大数据杀熟”的恶名。在行政司法领域,算法在行政管理中的应用是建立数字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手段,有利于社会治理和风险预防,但也存在僭越公权力、冲击行政基本原则的风险。司法审判中,算法辅助犯罪侦查、法院裁判和犯罪风险预防,但是也可能会侵犯人权、妨害司法公信力。在公共服务领域,算法在城市服务建设、教育发展和医疗卫生行业应用广泛,能够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和人民幸福感,但也存在服务提供者算法应用水平不足、社会泛在监控等问题。算法的具体规制路径构建中可以借鉴美国和欧盟的经验。美国采取直接规制算法的方式,其核心理念是反对算法歧视。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呈现出以联邦贸易委员会为主,发挥法院判例和行业自律作用的特点。而欧盟采取算法治理与数据保护相结合的方式,其核心理念在于数据保护,并形成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主线的数据保护法律体系。美国和欧盟二者虽然理念与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价值选择和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共通之处,这给我国的算法法律规制路径构建带来启发。我国应当在场景化思维下把握算法设计、算法应用和救济三个阶段。在设计阶段建立评估备案制度,并将技术伦理和道德伦理嵌入算法设计,使算法诞生之时就兼备法理与伦理。在应用阶段提高算法的透明度,刺破算法神秘的面纱,并充分保护个人的数据权利乃至建立“退出权”。算法的应用应该坚持人本地位,辅助人更加美好的生活是算法和其他技术应用的铁则,如果个人在算法应用过程中产生不适与风险,那么应该赋予其拒绝成为算法分析对象的权利。在救济阶段,应构建适合本土的算法问责机制,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多方入手,使算法问责过程中兼具救济与惩戒。算法和数据在数字时代呈现孪生之势,对算法的规制就是对数据安全和公私权利最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