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从“文化抵制”的视角,以杨逵、吕赫若、张文环、龙瑛宗等实际的文学文本为依归,聚焦考察台湾作家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里立基于民族、语言、乡土为核心的汉文化意识,运用日语书写中国传统文化与台湾本地文化,与“皇民化运动”进行博弈、折冲与对抗。为此,本文通过具体的小说文体以及其语言运用的分析,论述台湾作家的书写策略。此时台湾作家不仅能娴熟掌握日语,更通过挪用日语加入本地要素以抵制日本人。本文借鉴“语言重置”和“文本重置”的方法论分析台湾作家日语写作的“去帝国”的文化抵制策略。“语言重置”主要指代台湾作家对日语的挪用,主要包括注解、未被翻译的词语、俗语闽南语音译等语言重置策略。从“语言重置”角度来说,台湾作家虽然被迫使用日语创作,但是自始自终都把重心放在如何书写台湾人生活上,他们的写作方式建构了一个具有汉文化民族特色的言说世界,多样化的挪用策略挑战和破坏了日语的规范性和特权性。“文本重置”指文本中台湾作家基于中华文化意识,反思日本当局掩盖殖民剥削的近代化论述,回归根基于中国传统的汉文化书写并重新发现其价值的倾向,与“国策”所要求的主题之间存在错位和失焦。其次,本研究也从微观角度考察几位运用日语写作的台湾作家面对当局的强权收编,即面对志愿兵主题、“日本-台湾地区亲善”主题、征用作家描写生产一线这三个“命题作文”时采取何种书写策略抵制帝国的殖民政策。具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的台湾作家笔下所塑造的应征“志愿兵”台湾青年,不是“为帝国而死”的台湾人,他们身上背负着殖民统治下无法言说的阴影和创伤。殖民地民族关系也是当时作家被要求书写的“命题作文”。但是,台湾作家的书写都显示了横亘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内台融和”终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虚幻。“民族亲善”的表象下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贬斥和蔑视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决战台湾小说集》是殖民统治当局文化收编的最极端。本研究认为台湾作家敷衍殖民当局对于政策的书写要求,而转为书写乡土、民俗传统与歌颂劳动之美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杨逵描写了“产业战士”光环下悲惨的农工生活,揭露了矿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窘迫。吕赫若的《风头水尾》中,巧妙避开总督府所要求的宣传当局的生产政策,政府与地主被放置在次要角色,农人的劳动被放置在主要位置,足以明了吕赫若关注工农的倾向。张文环的《在云中》则回避情报课规定的产业战士“增产报国”的主题,选择性地关注和书写他所惯用的女性叙述,模糊了焦点。龙瑛宗的《年轻的海》没有如总督府所期待的鼓吹征兵政策,更侧重描写士兵的日常生活,可见其思想上对军国的反感以及对底层人民命运的关注。通过研究日据末期的台湾小说中抵制皇民化运动的民族叙事与书写策略,有助于提炼一种以中华民族文化自身为主体的、跨国境的、抵抗殖民的、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的“去帝国”叙事与思想,以此作为今日两岸中国人共同反思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殖民所遗留的历史问题的契机和迈向民族独立自主的文化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