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分析哲学起家的阿瑟·C·丹托继黑格尔后重提“艺术终结”论，通过借助黑格尔的艺术哲学观，依托自身对西方艺术历史和现状的深度体察，极富创意地运用艺术史叙事模式印证了艺术终结论在西方现时代的现实可能性，在论证的结论上同黑格尔都一致确认艺术因走向哲学而终结。　　丹托论著颇丰，思维极具发散性，且他的思想浑然一体，著述前后引证。本文对艺术的终结采取了“相遇式”的论证路数。第一个方向的论证以丹托对艺术的定义为切入点，通过对《艺术界》和《寻常事物的变形》两个文本的细致考察揭示出艺术品《布里洛盒子》是对此前艺术界“关于结构”的整个否定，丹托对艺术的定义实现了由“形而上”到“本体论”的递进，最终归结为“意义”的艺术定义暗含者某种开放性，从而在本体论的层面印证了艺术终结论。第二个方向的论证是通过对《哲学对艺术的剥夺》和《艺术的终结之后》两个文本的综合考察，对丹托艺术史叙事的三种模式进行详述，《布里洛盒子》即上升到哲学反思艺术的出现宣告了后艺术史时代即多元文化艺术时代的到来，艺术史不会再以线性进步的模式发展，艺术品的创作也已不再具有历史意义，从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印证了艺术终结论。最终，两个方向的论证在文章中心会和，哲学对艺术的剥夺古已有之，丹托对这种剥夺进行了颇为精彩的考古学思辨和艺术史考量。最终文章的前三部分在三个层面上诠释了丹托意义上的艺术终结。　　文章试图呈现丹托渐次展开的艺术哲学，并将所有的论证都指向“艺术终结”这一核心。最终呈现出丹托的艺术哲学是以艺术终结论为核心辐射开来的一个理论体系。结尾从丹托艺术终结论的论证机制、丹托对“美”的思考以及非西方的中国文化考量三方面对丹托的艺术终结论进行再思考，肯定了丹托艺术终结论启示当代美学理论研究和艺术现实创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