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体论与辨体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所谓“体”、“体制”具有多重含义,本文沿用古代辨体习用语以接近古人思想实质,从而将其定义为文章整体规范性和特征性的构成,包括体裁、风貌、语言特色、题材等诸多方面。宋一代,“以文入诗”、“以议论为诗”,讲究理趣,开前代诗歌主情外另一蹊径。但部分宋诗过于主意,渐失含蓄蕴藉的审美特性,使得诗文边界日趋模糊。至南宋后,辨体之风愈盛。撰写于元代的《古赋辩体》与明末布衣学者许学夷著作的《诗源辩体》,即诞生于这一理论背景下,二者皆辨体不辨意,采用“推源溯流”法,审视历代诗赋尤其是唐宋诗赋之正变,以辨析诗赋体制特性。因此本文以“诗不同于文”为切入点,通过对两本著作辨体缘由与正变论的分析梳理,归纳二者对诗赋体制的认识。本文第一章,从古代文论的辨体传统到唐宋诗之争引发的辨体高潮,分析《古赋辩体》与《诗源辩体》产生的辨体缘由。第二章着重谈两本著作辨体的主体部分即诗赋正变论,《古赋辩体》与《诗源辩体》虽都提倡复古,但对于“正”与“变”的态度却不同,这昭示着两者在诗文体制认识上的延续与发展。第三章总结二者对诗赋体制特性的概括,祝尧受“崇情”雅正的元代诗教观影响,认为古赋当哀而不伤地“咏吟情性”,注重诗赋抒情的一面;而许学夷则在明末诗文评走向“师古”与“师心”融为一体的背景下,把诗之体制概括为重“兴”的情理二体说,将具有理趣的诗歌的存在合理化。结束语部分阐发对两本书辨体论研究的价值,即通过展示元明以来学人诗赋体制论的不断完善,从而更为客观地评价元明两朝的复古倾向与创作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