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作为一个社会基层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始终处于变迁的过程中。它必然会伴随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更新而不断消长演进。目前,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加快,民俗生活的变迁正使民俗传演中心发生转移,即从农村转向社会综合功能的聚集地——都市。因此,都市民俗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国际都市民俗学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兴起,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相对成熟。我国的钟敬文老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也曾提出过要关注都市(上海)民俗的建议。但之后的20年间并未取得重大突破性发展。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始,学者们才开始关注都市民俗,可惜一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研讨气候。有关研究多散见于各论文集与期刊杂志,著作、译著等都很少。从研究范围与研究者来看仅集中于上海、广州等少数几个大都市,势单力薄,且都以搜集和记录都市的旧民俗为主。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如张敦福、陶思炎、徐华龙、方川等做过理论建设方面的工作,但基本属于尝试性的探讨和结论,要么缺乏做过理论建设中的尝试,系统的理论梳理,要么就理析理,缺乏材料支撑。因此都市民俗学的发展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日本都市民俗学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大概经过了萌芽、建立、发展、高潮、趋于停滞五个阶段。本论文将重点以研究者为主线梳理日本都市民俗学的发展脉络。从柳田国男提出都市与农村的关系——“城乡连续体”论开始,日本都市民俗学发展初期的基调得以确立。随后樱田胜德、千叶德尔进一步完善,对都市、近代化、都市化等基本概念给出了比较详尽的解读。但在千叶德尔对近代化与都市化提出明确区分之前并没有摆脱柳田国男的影响。宫田登是日本都市民俗学研究集大成者,在理论、实例搜集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标志着日本都市民俗学趋于成熟。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仓石忠彦、高桑守史等一批学者相继投入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空间论”被提出,丰富了都市民俗学的学科体系。之后小林忠雄的研究也促进了都市民俗学的进展。随后日本经济发展进入到相对缓慢阶段,都市民俗学的研究也暂告一段落。日本都市民俗学的发展过程体现出都市民俗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日本式的研究思路与学术传统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尤其是对都市与乡村的关系、近代化与都市化的关系及都市民俗学研究范畴方面的成果,值得我们进行仔细梳理与分析。本论文运用社会历史综合法对这三个问题展开论述,详细分析日本都市民俗学如何提出并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明确在日本都市民俗学发展史上出现过城乡连体论与城乡二元论；理解近代化是一个变化过程,都市化则是变化后产生的新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在都市空间中存在,为更全面、系统地把握,日本学者提出了“四空间论”——生活空间、职业空间、娱乐空间及移动空间。而这三个主要问题最终都指向都市民俗学的研究范围,其中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同时,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来讲,研究方法很关键。结合日本都市民俗学带给我们的启示及中国相邻学科的成果,在论文中尝试提出编写民俗志、追踪调查、重视文字材料、讲究“个别化”调查等研究方法与思路。中国有着不同于日本的经济、政治、民族、文化等的具体国情,也就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日本的都市民俗学理论。其中我们面临着怎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到底该如何实现中国都市民俗学的突破?是我们今后不断进行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