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随着《证券投资基金法》授予证券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权限,各金融监管主体纷纷出台法规、规章赋予各自监管体系内的金融机构资产管理资质,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纷纷开展各自的资产管理业务,发行各类资管产品,主要有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理财计划、单一或者集合类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及期货公司发行的特定或者单一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证券投资基金以及保险公司发行的各类创新险种。我国资管领域早已进入混业经营的“大资管“时代,但是在混业经营的实际背景下,现行相应监管仍为分业监管模式。分业监管体系下的中国资管行业对实际同类法律性质的资管业务采取不同的法律文件进行监管,这样的监管现状导致资管领域存在几个明显问题:第一,在法律关系方面,同性质的资管产品常被认定为不同法律关系,笔者在论文中结合了相关案例就此问题进行论述;第二,分业监管下混乱的监管规则滋生了各种金融乱象,金融市场上出现各类规避监管、利用监管套利的行为,例如“通道业务”、“多层嵌套现象”、“资金池业务”。第三,造就资管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监管者也已经意识到当前监管无法满足混业经营环境下的资管业务,因此近年实际采取一系列监管措施进行补救,例如2017年7月成立“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2018年3月,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为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银保监),与证监会分列为两大金融监管主体。2018年4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首次对不同领域内的资管产品进行统一规制,确立了资管产品的概念、监管原则等。但是这些措施主要着眼于公法视角,更多站在监管者的角度对资管领域进行直接监管与行为干预,其初衷是为了消除近年来资管市场上的“多层嵌套、违规加杠杆”等金融乱象,多就具体资管产品发行标准、投资者准入等试图进行统一监管,但是对最重要的资管产品的法律属性以及适用何部法律的问题避而不谈,虽然这是由于目前资管行业复杂、混乱的监管现状导致的,但总归属于本末倒置。针对种类繁杂的资管产品,分别剖析其各自法律结构可以发现,这些资管产品,尽管发行主体不同,投资标准迥异,但是他们在法律结构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第一,其法律主体多包含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受益人三方;第二,受托人均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且具有资管业务的从业资质;第三,受托人在管理受托财产时均应尽到谨慎管理的义务。这恰恰与信托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相重合,第一,委托人基于对各金融机构的信任将财产委托给后者(受托人)管理,这信任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对金融机构所持有牌照的信任以及对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专业水平的信任;第二,委托人需将受托财产“委托给”受托人,有关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模糊表述恰巧为资管产品定性为信托提供了便利;第三,受托财产具有独立性。受托人必须为受托财产开立专有账户,对受托财产进行独立建账、独立核算,该部分财产不与受托人自有财产相混合;第四,受托人是为他人利益管理受托财产,在管理过程中不得利用受托财产为自己谋利,这也另外表明了受益人/委托人自行承担财产管理的损失或收益。基于此,笔者认为各类资管产品中的资产管理关系其实质为信托关系。既然各类资管产品具有共同的信托法律属性,那么在法律关系方面,自然应该适用统一的信托法律关系进行规制,以《信托法》为其适用的基本法,适用《信托法》对其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为了更好的规制资管业务及资管产品,笔者认为应当对《信托法》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主要包括修改其中对信托主体的限制,承认信托公司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从事的资管业务也属于信托业务,适用《信托法》的规制;明确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使得受托人成为信托财产所有权人,增强受托人对受托财产的管理权限,另外也可以明确其与委托代理关系的区别。另外,在具体监管规则方面,也应当尽量统一。在产品监管方面,作为私法的《信托法》无法实现,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发行标准的不同,将资管产品进行公募与私募之分,并且扩大《证券法》中“证券”的定义,将资管产品涵盖进“证券”之中,从而使得公募类资管产品可以适用《证券法》中关于发行标准的认定、信息披露制度以及投资者保护制度,完善对资管产品的监管。第三,在具体的监管配套方面,加强监管信息数据共享,建立各监管机构信息共享机制与平台,为统一监管提供技术前提。一方面要构建信息收集和共享平台,另一方面积极建立监管机构之间监管信息交换机制。以便于实现“穿透监管”,整治目前资管业务中“多层嵌套”、“资金通道”、“违规加杠杆”等金融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