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来,社会历史研究逐步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并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在推进历史研究科学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思辨的历史哲学成为寻求普遍规律的实体化的历史科学。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对“社会历史科学何以可能”及其普遍客观性的追问,从而使历史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其实,这是“休谟难题”在历史哲学领域中的再现,是对历史科学认识论及其客观性的质疑。马克思和韦伯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实证主义的历史科学进行了批判,实现了社会历史观上的方法论转向,并以不同方式回答了“历史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马克思与韦伯的社会历史理论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首先,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体现了历史解释与历史实践的内在统一。马克思把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看成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从而把总体性判断与具体性叙述统一起来。其次,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形而上学批判和资本逻辑批判消解了抽象理性对人的异化统治,使人的主体地位建立在历史实践基础之上。因此,与实证主义的历史科学不同,马克思所建立的“历史科学”不排斥革命性、价值性和人的能动性。他的历史科学既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拯救了人的历史主体性,又使面向现实批判,使兼具客观性和价值性的历史科学成为可能。韦伯试图在历史规律和历史描述、价值和事实之间寻求某种限制性的均衡。因此,他对总体性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并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普遍规律性与特殊个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设置了界限。他限制研究者的价值判断,防止客观历史知识沦为意识形态。但同时又通过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来释放历史参与者的个体能动性。对此,韦伯从方法论角度对庸俗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决定论”、“社会进化论”、“阶级斗争论”等观点进行批判,指出实证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先验的终极法则。韦伯更强调个体行动、特殊性和因果解释,他对历史认识论上的本质主义和一元决定论进行批判。由于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韦伯没有把历史的价值性和客观性、知识与事实统一起来。因此,他的历史观存在着价值多元化与历史知识客观性的冲突,最终导向历史相对主义。马克思与韦伯在社会历史观上的方法论转向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观发展趋势,并使历史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受到重视。一方面后现代史学否定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历史知识成了建立在主观性基础上的思想史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分析的历史哲学抓住了语言、文化等中介要素以弥合物质与精神、宏观与微观、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历史认识论、方法论的多元化和优先性导致了历史事实和历史知识的隔离,容易形成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和历史虚无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人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批判,力求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构性与人本性统一起来,但却在克服经济决定论弊端的同时变成了多元解释论,依旧没能超越意识哲学的局限性。其实,马克思不但扬弃了历史主义普遍决定论范式,而且运用历史辩证法实现了实践论与解释论、规律性与人本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统一。他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体现了抽象与具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马克思没有像韦伯那样把社会历史研究仅仅看成一门科学,而是把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建立在实践基础上,解决了在道德、价值和意识形态渗透下历史知识客观性得以可能的难题。马克思的历史观回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凸显了人类理性的乐观精神。因此,我们应辩证地看待“理论渗透价值”同“现实渗透价值”的关系,不能把历史知识客观性与价值关联性、历史规律归纳与历史现象描述片面地对立起来。在当代社会历史研究范式改革中,我们应把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历史解释论与历史实践论统一起来。一方面,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应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结合,正视个体观念、道德、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等微观要素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多维视域,在整合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同时丰富和提升自身的现实解释力。至此,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实现了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