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至1910年是韩国文学史上的开化期。开化期是韩国由封建社会过渡为近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期。而开化期文学之一的新小说也秉承了这种时代特性,在小说由古代小说向近代小说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它也对倡导民族觉醒、独立自强的开化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小说因其特殊的文学地位及意义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而目前为止对新小说人物的研究多局限于主人公或者女性角色,还很不全面。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对新小说作品加以分析,希望能够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以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思想与意图。鉴于开化期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期,大批的外国人涌入韩国,外国的先进文化传入国内,新小说必然反映这种社会现象,同时也内含作者对社会剧变的认识与思考,本文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为理论指导,以新小说中的外国人形象为切入点展开研究。所谓形象学是以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为对象的研究。形象学关注作家在作品中如何理解、描述、阐释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它拒绝将形象看成是对文本之外的异国异族现实的原样复制。由于国家、民族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作者对他者的曲解和想象是必然的。形象学的任务,就是探索异国异族形象的创造过程和原因,分析其社会心理背景以及深层文化意蕴。首先作为新小说研究的基础,本文对新小说、开化期的概念进行了简单的阐明。同时从政治、军事等方面阐述了开化期的时代状况,为外国人形象的形成原因的阐析作铺垫。然后以《血之泪》、《银世界》、《自由钟》、《牡丹屏》、《秋月色》、《雁之声》、《禽兽会议录》、《爱国夫人传》等8篇代表性的新小说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将外国人形象分为中国人、日本人、西方人三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新小说中的中国人具有善恶两面的形象,恶的中国人形象的出现间接说明了中国影响力在韩国的衰退,中华主义不再盛行,作家及其整个社会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中国人;善的中国人形象的出现则可以看做是作家们仰慕康有为、梁启超等大家的结果。日本人被塑造成了危难中的韩国人的救助者和保护者,这与20世纪初亲日意识的日益高涨以及作家们的赴日留学经历等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西方人则具有最完美的形象:有道德讲文明,既爱国又勇敢。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韩民族要进步、独立就必须学习西方,因而对西方充满了憧憬与敬佩;同时西方传教士在韩国对传播文明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使韩国人对西方人了平添了好感。总之通过对外国人形象的分析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解读作家的创作意识和民族心理,从而对新小说作家和开化期的韩民族意识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