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句批评滥觞于先秦的赋诗言志,它汲取了两汉经学家条分缕析的注疏方法,经过魏晋的文学自觉,正式形成于东晋。这种传统的批评方法的最终形成,得益于文学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人们批评意识的不断觉醒等诸多因素。《文心雕龙》和《诗品》是使用摘句批评较多的两部文学理论著作,此外,随着文学批评风气渐盛,东晋至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史书和子书中也间有摘句批评出现。摘句批评所摘之句大多是秀句,但也有意在指瑕的批评。《文心雕龙》中的摘句批评表明刘勰具有明显的儒家思想倾向,他在摘句批评过程中,着重对各种文体以及写作技巧进行了辨析,在复古的外衣下积极进行着文学变革。《诗品》中的摘句批评则反映出钟嵘对五言诗的情与辞并重,他的摘句批评往往能抓住文学性的要素,是更纯粹的审美批评。史书中的摘句批评实际是史学家在历史叙事中注入的新元素,这既是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和关注角度,客观上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繁荣。摘句批评在子书中的出现,表明它们对文学的关注进一步精细到了字句上,是文学批评观的进步。摘句批评并无具体标准可言,它主要取决于社会风尚和批评者的好恶,只有从批评者及其生活时代出发才能真正发见摘句批评背后的审美追求。对这一时期摘句批评的研究,不仅要回归到刘勰、钟嵘等批评家身上,还要把被批评者考虑之内,站在更高的角度做出判断,才能为批评家众所周知的批评理论找到具体的证据支持,发掘他们鲜为人知的批评碎片,这对重构批评家完整的理论体系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