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产业的不断兴起,实体经济的半壁江山已经被虚拟数字经济所占据,而互联网平台作为互联网产业的代表已经应运而生。互联网平台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它们的经营者集中方式并不像传统行业那么简单直接,而是以数据流量的获取为主要集中方式。然而,我们也不能一味否定数据流量的集中,合理的数据流量集中有利于实现产业的集中,提高行业规模与效率,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既然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存在如此多的不同,那么在进行反垄断规制时,遵循原有的申报标准、审查标准、相关市场认定、法律责任认定的基本框架之下,还应当考虑到互联网企业并购的特殊性。只有对反垄断审查体系、审查结构进行完善,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需要,从而不会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在调整的过程中,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申报标准方面,我国《反垄断法》采用的是营业额标准,虽然最新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已经提出交易额标准这一概念,但只是简单的提出,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计算方式和依据。传统营业额标准已经无法适用互联网平台的盈利模式了。存在营业额计算方法不明、申报标准单一等问题。第二,互联网平台发展的特殊性导致原有的审查制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原则性审查标准模糊、考察因素操作性不强、审查程序不完善等问题。第三,在相关市场界定方面,出现了传统的价格标准被互联网免费行为所冲击、双边市场下界定因素复杂、相关市场边界模糊等问题。第四,在法律责任的归责方面,民事责任的规定过于笼统,应申报而未申报的罚款数额较低。因此,在考察了美国、德国、欧盟以及日本关于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规制的立法之后,对于我国立法的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国也因此得到了很多启示:首先,在申报标准方面,学习美国以及德国的经验,将交易额作为主要的标准,并且要给出具体的计算方式与依据,而不仅仅是泛泛而谈,并且引出流量标准与数据标准作为补充,弥补原来的营业额标准不足。其次,在审查制度方面,修改经营者集中的条件,构建完整的审查制度体系并细化考察因素,完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程序。再者,在相关市场的认定方面,将“消费者注意力”作为认定指标,创新界定方法,例如引入产品性能测试法与盈利模式测试法,合理淡化“相关市场”的概念。最后,在法律责任的规制方面,扩充民事救济范围,建立惩罚性赔偿为主的民事责任制度,适当提高罚款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