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视听作品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相关作品质量也迈上新台阶,表演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增长,对表演者权的保护也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作为首个以我国城市命名的平等国际条约已于2020年生效,其中处理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模式是该条约的重点关注内容。该内容也是我国《著作权法》各版本修改草案中,关于表演者权相关条文中修订最为反复之处。但2020年新修《著作权法》对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模式这一问题进行了“搁置”。对该问题的优化,需要从其相关概念和历史入手,明晰表演者主体以及权利内容,结合国内外的有益经验,最终实现各主体间利益分配的平衡。在《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签署之前,《罗马公约》《TRIPs协定》和WPPT已经开始规定了对表演者的保护。但是对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模式的处理,一直未达成统一共识。在历经近二十年的反复协商讨论,《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终究还是将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提出的观点、议案融合到一部条约中,为不同国家间存在有巨大差异的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模式,构建了一条中庸的条款,即包含了“推定转让”“法定转让”“意定转让”“推定授权”四种模式可供选择。通过对我国立法和司法情况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模式面临的两大困境:其一,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模式不明确。在《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已经生效的背景下,我国新修《著作权法》在修改时仅仅是认定了职务表演中演出单位与表演者之间的权利转让模式,而对表演者与制作者之间权利转让模式没有做出规定。其二,表演者主体界定不清晰。对于表演者主体认定,我国现行立法规定是“演员和演出单位”。根据《北京条约》“表演者”系对文学艺术作品或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表演的人。对比可知,我国立法在定义表演者主体方面,存在“是否应当包含演出单位”“是否应当包含表演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人”等问题。域外典型国家都对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模式作出了比较细致的规定。一些国家在将视听作品著作权统一到制片者手中的同时,通过获酬规则及其配套制度保障视听表演者的利益。也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了制作者和表演者之间的关系认定是“视同许可”,这些经验对我国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模式的完善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是权利转让的推定应由法律明确规定;二是制作者与表演者的合同约定需要相关限制。由于涉及表演者、制作者等多方主体,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模式的调整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关键要在保障表演者的权利的基础同时,逐一解决我国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模式存在的问题,完善关于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模式的规定,一方面,作为主导签署该国际条约的成员国,我国法律有必要对之做出回应;另一方面,解决该问题也是我国完善表演者权制度,使之适应娱乐产业高度繁荣下维护表演者权利的应有之义。基于上述分析与讨论,对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模式的优化,需要坚持推定结论的可反驳性原则与利益平衡原则,并在即将修订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回应该问题,选择更能适合我国国情的“推定转让”模式,明确推定转让的权项内容与表演者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