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战争期间,明朝倾全力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并最终赢得了“东征之役”的胜利,全其对藩属国朝鲜的“字小之仁”;朝鲜也因为这次战争对明朝感念不已,产生出浓厚的“再造之恩”意识,双方通过这次联合抗战巩固了彼此之间源长的友好关系。但实际上中朝之间宗藩关系极其复杂,在双方表面和谐的温流之下时或也有冷冽的寒流淌过,尤其在面临战争考验的情势下,比如这次壬辰役间,就更加明显。在整个自酝酿至结束,长达七年的战争中,双方比较大的信任危机及外交摩擦有三次,分别发生在壬辰战前、壬辰战初及壬辰战末,又尤以壬辰战末“丁应泰弹劾朝鲜”为巨。丁应泰弹劾朝鲜的起因在于朝鲜对明朝内政的干涉,被动卷入明朝内部党争;丁应泰认为朝鲜罪名有三,“招倭复地、交通倭贼”,“轻藐中国、移祸天朝”,“结党群奸,朋欺天子”,面对弹劾朝鲜方面以“辩诬”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积极向明交涉澄清。辩诬是中朝在朝贡体制下针对具体外交问题的一种处理手段,在礼仪框架下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是智慧型的外交方式;辩诬的方式或是主动派遣使臣入京交涉,或是在国内被动应对明朝勘察官员进行交涉,或是两者并用;朝鲜入京辩诬具体采用制度之内与制度之外即非制度的两种手段。朝鲜所称的明朝对其的不信任并非全然为“诬”,朝鲜在与日本交通、年号使用、私造历日等方面存在对明不忠行为,对于学术研究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三次危机及摩擦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原因—明朝怀疑朝鲜与日本有私下交通,朝鲜反复辩诬,明朝反复怀疑,说明辩诬作为一种制度,它的效力具有短期性、反复性的特点。辩诬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显示了朝鲜王权合法性对明朝承认政治的依赖,显示了十六世纪末明朝主导的宗藩体制仍然具有很大的效力,同时明朝将辩诬作为维持其“天朝体面”及在礼仪框架下对藩属国“问罪”显示权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