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家文化无疑是众多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而在家文化中,“兄弟”文化更是举足轻重,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的典故在一定程度上更是突显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受上个世纪50、60年代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影响,一对父母往往有多个子女,上述年代出生的人在我国步入改革开放后私营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正好处于成家立业的年纪,因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兄弟搭档创业的现象较为普遍,兄弟双方共同经营似乎成为了商界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兄弟双方齐心协力,共同创业的例子遍布社会各界,从传统的第一产业到时下较为流行的第三产业,都不乏兄弟搭档企业的影子。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们对“兄弟搭档”企业的第一印像可能还是停留在不规范的小作坊形式,有专家认为,兄弟双方虽然是至亲骨肉,但“兄弟搭档”的生产经营模式不符合现代企业的治理原则。但在当下市场经济体系中,也有不少的“兄弟搭档”企业在市场的洪流中激流勇进成功上市,如王氏兄弟创立的中国电影行业领军者华谊兄弟,邵建明和邵健聪两兄弟创立的海印股份,张轩松和张轩宁共同创立的零售行业巨头永辉超市,姜荣和姜新掌舵的中国中期,胡柏藩和胡柏剡创立的新和成等等,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资本市场里还有很多。然而鲜有文献关注“兄弟搭档”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尝试以上市家族企业为考察对象,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出发,结合多个可能影响绩效关系的因素,探究“兄弟搭档”治理企业的治理结构及此类企业通过何种途径影响自身绩效。就理论研究而言,本文所做的一系列分析都建立在严谨的理论基础上(即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具体可分为两步:第一,作者依赖大量文献,对“兄弟搭档”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一些判断,并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假设;第二,本文对“兄弟搭档”治理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企业自身绩效,以及其中的中介变量如何发挥中介效应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从而剖析了“兄弟搭档”治理影响企业绩效的内部机理,使得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变得更为完善。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本文对家族企业定义、家族企业绩效的文献进行了大量阅读,并结合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本文的框架进行了架构;第二步是依托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探究“兄弟搭档”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并提出相关假设。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遵循的是如下步骤:首先,进行样本选择,本文样本选用的是2003-2017年在我国内地证券市场上上市的民营企业;其次,对选用的样本进行预处理,删除缺失值,过滤异常值;最后,依托相关模型,对文章所提假设进行精确细致的验证,随后,在充分保证实证过程准确性的基础上,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一些针对性建议。本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兄弟搭档”治理与企业自身绩效的关系是显著的正相关。(2)代理成本确实发挥了中介作用,“兄弟搭档”企业由于自身组织形式的特殊性,往往具有较低的代理成本,而较低的代理成本往往会使企业在营运效率,关键决策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从而提高企业绩效。(3)研发投入确实发挥了中介作用,“兄弟搭档”企业往往会出于对自身社会情感财富的维护,而降低研发投入,研发投入的降低在短期内可以为企业节约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当期绩效。本篇文章的创新点主要显现在:(1)本文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从一种特殊的家族企业(“兄弟搭档”企业)出发,探究治理方式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内在机理,完善了现有家族企业的研究框架;(2)本文将代理成本和研发投入这两个可能发挥中介效用的中介变量作为沟通“兄弟搭档”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桥梁”,以一种新颖的方式阐述“兄弟搭档”治理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3)本文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加入到本文的实证框架之中,夯实了本文的研究体系,使得本文的研究逻辑变得更为紧密(4)本文通过对“兄弟搭档”治理的深入剖析,弥补了学术界对“兄弟搭档”治理研究的不足,充实了现有公司治理的有关研究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