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五四”,浪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逐渐从众声喧哗削减成为一种以“爱情”与“革命”为核心概念的文学框架。在文学史的建构中,这种单向度的浪漫主义常被指认为“积极浪漫主义”,以区别于德国式的“消极浪漫主义”。德国浪漫主义的回归传统(“向后看”)与探索内心(“向内看”)的主题,在此框架下,就被从实践与理论领域一同排除在“五四”浪漫主义的影响根源之外。这一误读,既曲解了文学史的事实——德国浪漫主义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影响着新文学的主题与风格,同时也无助于理解从晚清到“五四”复杂的文化困境与诉求——民族主义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张力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本文试图从“浪漫主义”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误读与变形入手,以民族主义与民族传统这两个论题为中心,在显性与隐性的双重层面上挖掘德国浪漫主义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第一章以《巴黎茶花女遗事》、《哀希腊》与《摩罗诗力说》这三个晚清-“五四”的浪漫主义文本为例,考察它们在这一时期的传播给中国浪漫主义带来的影响。茶花女和拜伦分别在家庭和社会层面上代表了革命与自由,鲁迅的理论文章加强了浪漫主义革命倾向的权威地位。在这种文学遗产的影响下,“五四”时期引入中国的德国浪漫主义(以《维特》、席勒和海涅为代表)也被归化到上述的革命倾向之中,其回归传统与内心的主张则被主流时代精神所遮蔽。尽管如此,德国浪漫主义仍然对中国浪漫主义文学造成了事实上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只是以潜流形式存在于文本之中,本章选择了鲁迅的《野草》作为个案来考察这种潜在的影响。第二章则从横向的地理维度,在德国浪漫主义影响的背景中,考察现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晚清以来,健康与疾病逐渐成为一对社会共识性的隐喻。在不同的文学与政治派别中,中国与西方轮番承担着健康与疾病的指认。但随着从天朝子民到弱小民族的身份转换,民族的衰落逐渐与个人身体的衰弱联系到一起,中国-疾病与西方-健康的想象成为“五四”的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作为德国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极端表现,军国主义也通过西欧以及日本留学生传入到中国。中国虽然并不具备实现军国主义的现实条件,但这一思潮对个人身体-民族国家的想象却深刻影响了中国。一种折衷的身体民族主义也随之成为“五四”十年的基本民族主义策略,试图以体育精神与实践将中国带向健康,抵消疾病,从民间达成民族主义。但是,德国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讲又是反文化世界主义的。因此,在“五四”的时代性乐观背后,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世界主义的冲突一直困扰着知识精英们,冯至的《河上》为这种冲突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第三章试图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将“民族传统”这一问题置于德国浪漫主义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在“五四”文学中,光明与黑暗常常隐喻着西方与中国——西方是光明的未来,中国是黑暗的过去;若想寻找光明,就必须彻底抛弃黑暗。通过这两个隐喻,“五四”文学在新的语境中,全面反抗并抛弃了民族传统。白话文在文学领域内的全面胜利,固然昭示着“五四”思想家重塑民族文化身份的坚决态度,但在反抗之中,又常常看得到新文学作家对民族传统的追忆。在处理民族传统这一问题上,德国浪漫主义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经验基础：民俗主义、中世纪主义与阐释学。周作人与顾颉刚采取了赫尔德、施莱格尔与格林兄弟的民间取向,以民间文化作为更新传统的手段；《学衡》派在浪漫主义-白璧德主义的背景中,努力在世界化的浪潮中坚守民族身份；作为第三条道路,鲁迅、郭沫若、冯至等人将古典题材应用在白话小说中,以反讽、断裂与追忆的方式重新阐释古典传统,试图融合此在与历史、西方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