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时期到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期间，茅盾的文学生命和政治生命始终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始终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也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本文试图从茅盾与“新浪漫主义”的关系这一角度来探讨其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发展轨迹。　　五四时期国内外对“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的讨论很多，茅盾与田汉、昔尘、汤鹤逸对这一概念较为一致的主要看法来源于日本的厨川白村。现今学术界对它与现代主义的关系也有不同理解。茅盾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新浪漫主义”，认为其不脱离现实，而又不执着于现实，追求综合反映现实，这种现实主义取向产生在其文学思想的孕育期。　　茅盾对“新浪漫主义”的探讨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五四”新文学背景下的“误读”期，二是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背景下的“坚守”期。在这两个时期，茅盾的现实主义思想与“新浪漫主义”相互交织，集中体现出其现实主义取向主导的文学思想的鲜明特点。　　在“误读”期，茅盾对“新浪漫主义”的改造，着眼于“为人生”文学的整体要求，透露出现实主义的取向和批评家的理性色彩，同时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思想，是具有浪漫主义精神与现代风貌的现实主义。茅盾对“新浪漫主义”的借鉴，拓宽了现实主义美学的理论空间，改善了现实主义反映社会人生的功能结构，并使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在建构之初就呈现出开放的态势。　　在“坚守”期，茅盾对“新浪漫主义”进行了批判，他直指其谬误，同时对“新浪漫主义”的某些说法有所保留。“误读”期的“新浪漫主义”已经化作茅盾现实主义思想的一个方面被加以吸收和利用。在“坚守”期，还可以看到茅盾早期受惠于“新浪漫主义”的痕迹。茅盾始终从创作出发来进行批评，他的现实主义思想来源于其对文学作品的不断解读和认识，其观点、创作方法与经过总结和规范化的现实主义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