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并购浪潮的兴起,2014年以来我国并购案件数和规模都迅速增长。这也形成了高额的并购溢价以及并购商誉。根据国泰安数据库,2014-2018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增长迅速,商誉减值同时也大幅度上升,同样上升的还有商誉占净资产的比重以及商誉减值占净利润的比重。高额的商誉减值成为部分企业巨额亏损的主因,同时也导致股市震荡,投资者损失惨重。而我国会计准则自2007年起采用减值测试的方式进行后续计量,这给了上市公司很高的自由裁量权,使其在选择减值时可以依据主观判断进行,从而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为巨额商誉的“爆雷”埋下了隐患。高额商誉减值近年来成为了各行各业人士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也有很多,但鲜有文献从审计师角度对商誉减值问题加以研究。注册会计师作为提供鉴证服务的独立第三方,需要对其审计的对象的财务报告出具专业的审计意见。而商誉减值的问题增加了审计师进行审计业务的风险,通常分为两部分,业务风险与审计风险。业务风险即被审单位因财务状况或经营状况不佳,导致利益相关者不满,进而增加了审计师被诉讼的风险,损害审计师声誉甚至导致业务损失。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导致的巨额亏损通常会增加审计师的业务风险。而审计风险是指被审单位财务报告中存在重大错报或漏报,审计师出具了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商誉减值的自由裁量权无疑加大了审计师发现重大错报、漏报的难度,进而导致审计风险上升。审计业务风险的提高加强了审计师对于商誉减值的关注,审计师将采取审计风险应对措施,通过增加审计投入的方式来降低审计业务风险。但同时,审计师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增加审计投入的同时,如果审计师发现了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问题,审计师注意力可能会从原先的商誉减值的身上转移到存在的盈余管理问题中,即盈余管理的存在会分散审计师对商誉减值的注意力,从而减小对于商誉减值的风险应对水平。但商誉减值自身对于审计业务风险的影响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盈余管理与商誉减值二者的关系需要审计师去注意。综上,从审计师角度切入对于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研究,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选取了 2007-2018年的A股非“st”、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共获得22102个公司-年度样本。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与审计师风险应对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商誉减值越多,审计师风险应对水平越高,而盈余管理水平在两者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会抑制审计师对于商誉减值的关注,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研究结果补充了商誉减值与审计师风险应对的相关文献,并给审计师在进行审计业务时对注意力的分配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