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汇率制度必定和该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密切相关，并随着该国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而适时地进行着变革与发展。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实际，在充分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上，选择一个和我国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等多方面相协调的汇率安排。　　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必须协调好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此，本文以出口商品的定价机制作为切入口，采用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架构，结合中美之间贸易结构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对等定价机制的假设，以此建构了中美两国经济模型，进而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定价机制下我国福利水平的大小，探讨了定价机制、经济规模和汇率制度选择三者之间的关系。　　分析认为:在不同的衡量标准下，浮动汇率制度或者固定汇率制度都有其不同的优劣点，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地确定选择某种汇率制度，必须结合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目标来综合考虑。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十分优越的，并且从消费者期望效用上来看，出口商品以消费者货币定价要优于以生产者货币定价。而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则适宜于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其优越性将逐渐凸显，并且出口商品能够以生产者货币定价要优于以消费者货币定价。当然，纯粹以福利水平衡量，资本完全流动要优于资本管制。　　此外，不对等定价机制也影响了中美双方最优货币政策的选择，本文的实证分析的结果在印证了不对等定价机制假设合理性的同时，也表明了我国的货币政策在长期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当前阶段加强中美货币政策的协调对我国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的分析结论，提出了两个转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渐向更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转变，出口商品的定价机制逐渐从消费者货币定价向生产者货币定价转变，而后一个转变所依赖的就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　　实证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化推进，并不仅仅是人民币升值或者汇率市场化的问题，最根本的在于需要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支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为此，认为当前我国要优先注重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其次再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而资本账户的开放则要缓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