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批以互联网信息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成立至今,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已经走过近三十个年头,从最初零星几家“弄潮儿”企业发展到今天蔚为大观的互联网企业群体,成为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互联网企业的空间布局和区位选择研究也成为实现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对互联网企业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分布特征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研究城市规模对互联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使用K-Means趋势聚类法刻画我国每年新增互联网企业时空分布格局的演变趋势,1999-2007年,绝大多数新增互联网企业布局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2008年后新增互联网企业空间布局出现“集聚逆转”态势,中西部城市涌现了一批互联网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成渝都市圈等城市规模较大的地区。这一现象表明,我国互联网企业空间分布与城市化发展水平具有较大关联。中西部地区人口向核心大城市集聚,为当地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从注册资本看,互联网企业空间分布与城市规模呈现梯度匹配现象。本文补充了有关规模异质性互联网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为促进我国各地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学理依据。其次,本文基于区位选择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一步探究城市规模对我国互联网企业选址的影响以及异质性互联网企业区位选择的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国层面,城市规模对新增互联网企业区位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规模扩大1%,该地区新增互联网企业份额增加0.3639%,考虑回归模型潜在的内生性时结果依然稳定不变。以2008年为转折点,在不同地区,相关效应有所差异。1999-2007年,城市规模对东部地区互联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要略大于中西部地区,互联网企业更倾向于在东部大规模地区选址;2008-2018年,中西部城市规模的扩大为互联网企业区位选择带来了更为显著的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互联网企业选址的影响受互联网普及率、人力资本的正向调节作用以及人力资本成本的负向调节作用。第三,异质性互联网企业区位选择存在分类效应,不同于制造业企业,互联网企业特征和城市特征间的对应关系由资本而非生产率决定,即高注册资本的互联网企业往往选择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而中小注册资本的互联网企业则更倾向于选择中小人口规模的城市。本文丰富了企业区位选择理论和分类效应研究,具有良好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为政府制定扩大城市规模、提高互联网基础设施水平、增强人才创新实力以及降低人力资本成本等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