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动荡、思想纷争、政治派别林立。其中,工人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德语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法西斯主义、实现平等民主的愿景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创作契机。一批具有世界革命意识的德语作家,如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埃贡·埃尔温·基希（Egon Erwin Kisch）等将书写视域延展至正在经历无产阶级革命与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国,并选取中国革命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本研究选取其中典型的小说、报告文学和戏剧等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在“政治神话”（politischer Mythos）这一理论视域下剖析德语左翼作家笔下的中国革命叙事,以情节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切入文本,从复杂的文本现象中分析叙事生成的过程和策略,寻求这一类型化文本的叙事特征及内在逻辑。政治神话作为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对世界及历史的表达,将人物或故事从原有的事件背景中抽离出来,置于具备动态性和真实性的神话框架中,致使“虚构与事实”合流,以有意识的自我构想创造出集体性的意义承诺。政治神话随着社会语境变化自行生成和演绎,被激活、被掩盖、被挖掘、被重塑。本研究从政治神话与德语左翼作家笔下的中国革命文本之间的潜层逻辑关系入手,选择英雄叙事、女性形象、空间叙事三个维度,分析作为叙事基点与旨归的政治神话在文本中的具体呈现。首先,政治神话离不开革命英雄。德语作家笔下的中国革命英雄继承了欧洲古典英雄神话的传统,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诉求与德语文学的审美传统在此发生意义对接。在中国英雄的横向构型中,个体英雄形象往往存在理性的政治行动图式,成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而群像英雄则高度脸谱化和同质化,二者共同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所整合与吸纳。从历时角度而言,革命英雄的成长轨迹则可归纳为“启迪与觉醒”、“告别与叛逆”和“受难与殉道”三种模式,叙事者将主人公的发展进行主题化和模式化的提炼与压缩,以艺术化的策略表达政治神话对个体革命者的感召。其次,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重构,集中体现了政治新秩序在建构过程中对女性群体的召唤。传统中国女性的形象被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强势介入,从而为全新的政治秩序所统摄和规范。共产主义理念试图将中国传统女性塑造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革命共同体,把女性打造为革命者的战友与伙伴。“强者爱情”模式与革命女性形象出现在德语左翼作家塑造的中国革命图景中。无产阶级革命话语推动女性完成新秩序下的自我认识与形象重构,并最终将之纳入政治神话的集体叙事框架中。再次,政治神话主导了对于经验空间的理解与期望视野。对乡土景观的诗性铺陈展现了一个不同于工业化摩登城市的乌托邦,作为乡土情怀寄寓之所的淳朴自然既承担起地理空间政治化、神圣化的要求,亦填补了德语作家与传统中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反之,对于作为资本主义表征的城市景观,左翼作家从“审丑”的立场出发,批判工业世界带来的异化与堕落,进而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主义的批判。城与乡的景观殊异与政治和道德倾向形成共轭结构,美与丑的二元分化进而被构建为政治神话中敌与我的对立格局。作为对上海二十世纪20年代罢工浪潮的文学再现,工厂这一微观场景成为矛盾酝酿和集中爆发的地点;而轮船则成为窥知省港罢工浪潮的流动空间,二者共同塑造动荡中的中国革命图景。概言之,德语左翼作家对中国革命的激情畅想与革命话语的强制规约、个性解放的诉求与融入工人集体的政治规训始终处于微妙的博弈之中。德语左翼作家笔下的中国革命叙事多了域外视野的他者审视,提供了叙事程式的多重可能性,为中国革命故事拓展叙述基点。中国革命叙事得以在东西方不同的话语与文化体系中找到契合点,拓宽中国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组成部分的世界性讲述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