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走出了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扶贫道路。随着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7.7亿,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提前10年实现《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我国取得人类反贫困史上的里程碑式成就离不开财政制度和资金投入提供的支持和保障。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也将对相对贫困的治理发挥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专门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这是在2020年全面脱贫基础上深入推进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步骤。在此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财政制度安排以及整个财政体系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作用及其机制,对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基于微观家户调查数据和省级财政数据从居民受益的角度评估财政对相对贫困的减贫效应,具体从扶贫机制、减贫效应和资金使用效率的视角探讨和评价不同财政工具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为此,本文综合运用数量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在相对贫困度量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公共转移支付、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和税收等财政工具对相对贫困的减贫效应。本文依据“理论基础——现状描述与事实特征——实证研究——政策建议”的逻辑主线展开,具体由以下八章内容构成:第1章为绪论部分。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系统性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概括性介绍内容安排与框架体系、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创新与不足等,以充分论证选题价值、把握研究动态、展现论文基本概况。第2章为财政扶贫的理论基础。首先从贫困的内涵与外延入手界定相对贫困的概念,其次阐述相对贫困基本理论与财政扶贫理论,引出财政治理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介绍中国财政扶贫的主要政策工具与制度背景。第3章为财政扶贫现状描述与事实特征。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FGT指数、贫困敏感度、不平等指标、AF方法对我国收入和多维相对贫困发展现状、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测度与分析,进一步采用2000～2020年经济社会、财政等宏观层面数据以及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等微观数据分别对财政收支现状与宏观扶贫效果的对比情况和居民受益分布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以便对研究主题形成基础性认识,同时也为后续实证研究的开展提供数据支撑。第4章为公共转移支付对相对贫困的减贫效应分析。基于微观主体行为视角,探究现金转移支付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采用微观计量方法,对现金转移支付在相对贫困收入和消费等福利方面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对相对贫困家庭收入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但短期来看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收入没有杠杆效应;公共转移支付提高了消费、金融参与和主观收入评价,但对资产积累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公共转移支付对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具有挤出效应,存在负向劳动激励。第5章为基本公共服务对相对贫困的减贫效应分析。以医疗公共服务政策为例,采用效应处理方法对公共服务政策的福利效应进行识别,从多个角度量化相对贫困人口的政策效果,并对医疗政策在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年龄层的相对贫困人口中的异质性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会医疗保险使得收入相对贫困家庭的人均收入显著增加了约30.87%,使多维相对贫困家庭人均收入显著增加了约27.63%。社会医疗保险显著提升了相对贫困家庭医疗消费福利,具体对家庭人均医疗消费支出、个人总医疗支出、个人住院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个人医疗自付比例的影响为负,说明社会医疗保险促进了相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利用水平,而并没有显著提高其医疗费用负担。第6章为税收的亲贫性与调节效应分析。基于税收归宿假设,测算微观家庭的税收负担,具体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保缴费、间接税等,采用非参数亲贫性评估技术,计算各税种的相对贫困税收弹性及其分解后的收入效应与分配效应,进一步计算亲贫性以考察不同税种减税或增税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同时对税收的再分配效应进行测算,并依据来源分解以考察税收对不同类型收入或支出的调节作用,从而为税制结构优化提供数据支撑与参考依据。本章研究发现,各分项间接税均表现为“亲富”,相对贫困人口的间接税负担比例更大。个人税费对工资性收入和商业经营收入的调节减缓了收入不平等,但对财产性收入的调节效应几乎为零;间接税对发展消费的调节对总消费不平等起到逆向作用,而对生存和享受消费的调节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效应微弱。第7章为财政对相对贫困的综合减贫效应与效率分析。在三种不同原理设定的相对贫困标准下,将转移支付、基本公共服务、基本社会保险和税收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采用匿名与非匿名减贫指标测算中国的财政综合减贫效应,从而考察目前财政收支体系对相对贫困的减贫能力,进一步从最优减贫效应的角度构建减贫效率指标测度现有财政工具在减贫目标下的有效性,并对导致效率损失的根源及诱因进行剖析。研究发现,财政的综合减贫效应显著,财政致贫远大于财政增益,但是仍然存在2%～4%的致贫率;转移支付和基本社会保险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瞄准较好,配置效率相对较高,而整个财政系统的FI/FGP减贫效率在57%左右,仍有一定提升空间。本文认为公共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仍然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税收在收入分配中应发挥更加有效的调节作用,财政收支政策如何有效协调配合是未来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关键问题。第8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对前文的主要研究结果进行总结性回顾,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并总结本文不足、提出研究展望。依据本文结论对财政收支政策及其结构进行完善和优化,思考如何充分发挥财政收支工具在贫困治理的作用以及不同财政工具如何有效配合以减小收入不平等、缓解相对贫困,针对现有财税政策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化建议:第一,建立包含分区域收入标准和全国统一多维标准的相对贫困财政识别标准体系;第二,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扶贫瞄准机制,探索实施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第三,持续推进城乡、区域及不同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相对贫困人口的公共服务受益;第四,调整税制结构,减轻相对贫困人口的税收负担。本文所关注的财政减贫效应主题是再分配研究领域中一个具有丰富研究基础的热点话题,但是本文所关注的相对贫困治理中的财政贡献问题,是目前财政再分配文献涉及较少的内容。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相对贫困人口的微观家庭受益视角研究财政减贫效应,考虑了静态的家庭财政受益和动态的个人行为决策因素,从微观层面揭示和评估了现行的财政政策对相对贫困的扶贫作用机制和效果;本文将公共转移支付、公共服务、税收、社会保障等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了三种不同方法确定的相对贫困线下的财政减贫效应,从财政能力视角探讨了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的确定问题。第二,研究内容方面,以相对贫困为研究对象,考察财政对相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的影响以及消费福利效应和减贫效应问题。第三,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采用收入比例法、综合法、国际相对贫困线和贫困脆弱性调整贫困线方法、剥夺指数法等设定相对贫困标准,并采用FGT指数、多维贫困测度指标、分布图形等方法,完整展现我国相对贫困的轮廓;本文尝试采用受益归宿分析法测算公共服务单位成本与个体使用量,为后续将公共服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研究减贫效应提供了基础;本文使用服从匿名原理的FGT指数和非匿名的财政致贫、财政增益指标,分别构建了配置效率指标和FI/FGP效率指标,综合测算“一揽子”财政工具的减贫效率,从最大减贫潜力的角度探讨了财政工具的减贫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