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大学作为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大学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64年由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所建立的登州文会馆。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大学,齐鲁大学不仅成为了近代教育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更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风云变迁的见证者。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齐鲁大学作为一所在中国本土发展多年的教会大学,同样也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北部、东部地区的大量高校选择南迁至大后方重新办学,位于山东省省会济南的齐鲁大学也考虑迁校办学。齐鲁大学是一所多达十多所外国差会支持的教学大学,学校内部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学校的日常事务主要由英美教会进行管理,因此很多外籍教师认为有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保护,日本军队不会干扰齐鲁大学的办学。在这种想法影响之下,齐鲁大学内部在迁校问题上产生分歧,大部分英美外籍教师对战争的态度十分淡然,不愿迁入后方。以时任齐鲁大学校长刘书铭为代表的中方教师则不愿沦为亡国奴,坚决要求迁入后方办学。最终双方互相妥协,齐大办学主体迁入成都华西坝,一小部分仍留在济南,形成了济南、成都两地办学的格局。齐大在济南和成都的校区也都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济南的齐大校园在积极办学、救助伤患的同时,也要应对来自日本侵略者的压力。由于珍珠港事变爆发,美国对日宣战,济南校园随即被日本人占领,齐大医院也被迫关门,齐大在济南的办学就此戛然而止。而在成都的齐大校园,由于与华西协合大学等其他高校进行合作,暂时解决了校舍、师资、经费不足的困境,可以较为稳定地继续办学。这一时期,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得到较大发展,顾颉刚、钱穆等都先后来到成都任教。成都校园的发展并不似表面一般风平浪静,相反,经费匮乏、宗派之争等齐大固有的问题在战时条件下愈演愈烈,刘书铭和汤吉禾两任校长先后辞职,齐大发展颇为不顺。从齐鲁大学在抗战时期的历程可以看出,大学在战时环境下的困境,另一方面也看到了齐鲁大学为抗战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