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蔡邕创作体裁的承变为研究对象,主体部分共五章组成。绪论旨在表明本文的选题缘起、前人对蔡邕的研究状况及取得的成果、本文论述的角度与方法等内容。第一章论述蔡邕的思想与人格。蔡邕作为一儒生,幼时即“覃思典籍,韫椟六经”,但他的思想里也杂有道家清净无为的痕迹。儒道兼修的蔡邕仕汉以忠、养亲以孝,并以忠孝之本作为对人物称赏的准绳。蔡邕学富才瞻,“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悔》、《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后汉书·蔡邕列传》)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他宏富的藏书,有史料记载向王粲所赠之书就“数车”,不仅对后学的成长有所裨益,更于史籍的整理与传播影响深远。不止王粲,对顾雍、阮瑀、路粹等人皆倾心提携,成就了后世俊彦。当然,蔡邕与同时代人的交往亦颇传佳话:孔融引似邕者饮酒,曹操赎邕女以还,足见对蔡邕的敬重与情深。蔡邕作为儒而文者,并非单纯的老学究,他对民生的关注,对时政的抨击,显见其在政治立场上与人民的一致性。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懂掩饰自己本真性情的学者文人,只因“怀董”的一声叹息而被王充所杀,成为了历史前进中毫无意义的政治牺牲品,留给后人无限的痛惜感叹。第二章论述蔡邕碑文创作的承变。文中所论碑文是指其作为一种文体而言,而非作为其载体的石质之碑,这就要首先辨别碑与碑文的异同,只有明晰其名目,才能很好的梳理蔡邕的碑文创作。蔡邕作为碑文创作的成就卓著者,其对前人的创作承袭虽显,但也并非亦步亦趋,而是积极的在学习中创造。碑文至蔡邕,前序后铭、序散铭韵的写作体式得以规范;亦庄亦谑、奇趣横生的碑文风格得以拓展;人亡物存、睹物思人的抒情方式得以确立;叙颂结合、虚实相间的文学品格得以强化。纵使后人有的对蔡邕及其碑文作了种种不恰当的评判,但终究掩饰不住蔡邕以其独有的才情对碑文创作的推动,其开拓之功无可替代。第三章论述蔡邕铭文创作的承变。铭文是发轫较早的应用文体之一,题刻于青铜钟鼎或其他日常器物上,以祝颂或儆励之用。这是我们文中所论之义,与“碑铭”之“铭”虽有亲缘关系,但实属二体。二者在载体、结构、目的、表现手法等方面区别明显。蔡邕的铭文创作在题材内容上或赞颂、或儆励,皆承前而来,无甚差别。但蔡邕凭其才情,使铭文创作仍显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他的铭文创作多用散体,且以碑文之制为铭文,在颂赞对象上也迥异于以往,使得蔡邕铭文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一步。第四章论述蔡邕辞赋创作的承变。蔡邕作为东汉文坛的殿军作家,所作皆是抒情咏物的小赋之制,不仅数量可观,更以其创作成为“转变汉赋思想内容的第一人”“转变汉赋艺术形式的第一人。”这种转变,首先表现在蔡邕的辞赋观上:蔡邕认为辞赋创作者“有类俳优”,表明蔡邕将辞赋创作从政治附庸剥离的倾向,认为辞赋作为政治工具的不适当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辞赋愉情悦性,反映生活等文学性的无意识认知,对文学自觉意识的觉醒在一定意义上有着先导之功。这一点,扬雄不满辞赋作者有类俳优地位的观点已肇其端,蔡邕承此而更进一步,其作无一篇是政治的附属品,皆为展示个体才情兴趣而为。其次,表现在题材内容上。蔡邕的小赋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基本不出前人之囿,纪行赋、咏物赋、恋情赋、吊古赋、游戏俳谐赋等同类题材的赋作,前人基本上都有同题之篇。但蔡邕的赋作又较之前人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特征,他对政治黑暗、现实社会批判的深度与力度,对世俗生活、人性情感抒写的强度与浓度,对游戏之乐、怡情之趣开拓的广度与厚度,较之其前,不可同日而语。最后,表现在艺术形式上。蔡邕的辞赋创作,不仅在题材内容上承前而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就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显现出典型的创作特点。他在文体骈偶化、形象刻画传神、突出抒情特征等方面都极大地促进了其赋作的文学品质,对于汉末向魏晋文学的发展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样,蔡邕的赋作以其独特的风格立异当时、标举后世。第五章论述蔡邕其它文体创作之因革。本章所论诸体篇目既少,且多残篇,只能略加梳理。其诗,已无明显的儒家思想,旨在抒写文人自身的性情、怀抱为趣;其颂,或在体制构成上类碑文之式、或以赋法为文,特征明显;其赞,不仅以画像为赞,扩大赞文的题材范围,更使其赞文的创作呈现出碑文的某种特色;其诔,蔡邕的诔作不同以往者在于,他在诔文中大大强化了浓郁抒情特性,这与此前诔作述德为主、以德衬哀的情感倾向就产生了差距,并对魏晋诔文及其它文学“情”的自觉作出了昭示;其连珠,蔡邕的连珠体在语言运用上以杂言为主,而非四言成章;其诫文,或类比引申,或以琴切入,迥异于以往的依《诗》、《礼》而说教的女戒文模式。此外,蔡邕创作的论、书、对问、祝、记、章、奏、表、驳议诸体及其它无从归类之文亦在本章论列,以比较观之。结语部分主要是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蔡邕在各体文学创作实践中所显现的文学化特征,以及蔡邕的创作在当时文学发展史上的合规律性表现。附录部分仅以蔡邕文按各体分类所作的简单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