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研究高管个人特征对公司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重点关注其中的高管年龄和海外经历这两类个人特征。现有关于公司风险承担的研究在企业层面主要关注银行,少有学者对非金融类企业进行研究,从个体层面研究高管特征与公司风险承担行为的研究更少。因此本文基于代理理论、高层梯队理论、职业生涯忧虑假说,尝试从高管特征出发,采用静态面板回归以及倾向评分匹配等分析方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别对高管年龄和海外经历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就年龄而言,与国内已有研究不同,本文认为高管年龄对公司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是非线性方式的。与年龄特征关联的CEO风险决策行为受一系列内在机制如认知能力、职业生涯考虑、信号理论及社会资本等的约束,从而年龄对公司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是复杂的。基于此,本文引入年龄的非线性函数形式。实证结果表明:CEO年龄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在稳健性分析中,替换公司风险承担代理变量后,年龄的倒U型效应仍然存在。对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来说,由于风险态度、管理能力及社会网络、职业生涯忧虑的差异使其倾向于做出风险决策。因此,在控制影响承担的其他因素后,就高管海外经历与公司风险承担进行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具有海外经历的CEO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高管的海外学习经历促进程度更大。进一步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对海外高管进行配对分析后,结论依然成立。由于上述高管个体效应的发挥与公司治理情况息息相关,本文结和高管两职合一情况、公司股权激励状况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考察公司治理强弱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CEO在兼任董事长时,年龄倒U型关系显著,海外经历对公司风向承担有正向影响;反之,则不存在。(2)在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中,高管年龄的倒U型影响不存在。(3)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公司中,高管海外经历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公司风险承担的CEO年龄效应、海外经历效应及其治理机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