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翻译研究丌始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家和学者跳出了原先狭隘的仅仅关注两种语言的转换或两种文学关系的探究，开始从更为宏大的文化层面去审视翻译。这种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纬度，它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有机联系；这一转向也将翻译介定为一个传介过程，它不是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穿行其中(Sherry Simon：1996：7)。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Lefevere更是把翻译定义为“改写的一种形式，是创造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他说“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因此翻译实际上是对原文的一种摆布”(郭建中，2000：159)。当我们把关注的重心转到译入语文化后，我们就会注意到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下翻译与权利，与意识形态，与翻译赞助人，与诗学观念的关系。正如Lefevere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的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有关问题的处理方法。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两种文化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中，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的因素之一。”(郭建中，2000：162)。 中国的50年代是意识形态影响文学创作和翻译文学尤为明显的一个时期。为此，本文在上述理论背景下，审视了林汉达在1955年翻译狄更斯的名著David Copperfield的整个翻译过程，着重考察了以下几个问题：一：为什么在“苏联文学一花独放”的50年代，David Copperfield能重新译介到中国?二：为什么David Copperfield以节译本的形式翻译出版发行?三：译者除了遵循在前言里提到的删减原则，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还在遵循着其它什么原则，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影响使然?四：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译者在细微局部的地方还采取了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