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儒家重要典籍，蕴含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从六十年代起，《中庸》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贡献。而这一古籍的众多翻译版本中以辜鸿铭和汉学家理雅各的译本最为盛传。后殖民主义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研究殖民时代结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以及有关种族、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历史原因促使西方文化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力量的支持而对非西方文化进行曲解，在其统治结束后鼓吹西方文化优于其他文化——这是后殖民理论抵制和反抗的关键点所在。后殖民翻译研究则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一理论阐述了：翻译，并不是单纯的语言和文本活动。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既是殖民工具，亦可被使用为解殖民的手段，但无论翻译被看作什么，都要涉及到具体采用的翻译策略问题。归化和异化一直在翻译界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见仁见智。通常认为，归化指源语的语言形式、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处理以目的语为归宿，即鼓动强势文化以本土为概念翻译外来文本，抹杀文化差异。而异化，就是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处理以源语为归宿，在译文中突出源语的异国情调，是对强势文化统治的反拨。异化论的倡导者劳伦斯.韦努蒂一直很赞同采用异化法来从事翻译。他的异化论也被国内外的大多数学者追捧和认同。一般来说，把弱势文化的文本译入强权文化中，如果使用归化翻译策略会抹杀文化差异，不及采用异化法可以保留文化的差异，更能反映源文化，是对强势文化的一种反抗。但笔者发现，在罗宾逊.道格拉斯的《翻译与帝国》一书中，他却并不赞同劳伦斯.韦努蒂的完全异化论。这给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议题，即归化异化到底哪一个更能成为解殖民的工具。这也正是本文所讨论的议题所在。后殖民翻译理论更加关注译者翻译的背景、动机与目的。笔者将结合对《中庸》辜鸿铭、理雅各两译本来分析译者动机、目的等因素来讨论翻译归化、异化策略在两译本中的应用。并对学术界一直较为赞同的异化翻译策略加以评述，对辜鸿铭的归化翻译策略着重分析其动机和采取归化法的优势所在，进而得出结论：在弱势文化下，归化翻译策略亦是解殖民的翻译策略。归化、异化都可以成为解殖民的翻译策略。并提出：1.后殖民翻译视角下杂合化翻译策略有待进一步研究并将其与异化归化翻译策略进行对比；2.译者译文对跨文化交流的贡献也应纳入后殖民翻译理论下反霸权文化的一个因素；3.无论采取何种翻译策略都该避免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