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新冠疫情冲击的背景下,加之中美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中国的出口贸易虽总体保持稳定,但却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风险。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中国急需扩大出口贸易市场,以缓解产能过剩和经济下行的压力。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活动日益活跃,2020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已居世界首位,其中对外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对外投资的组成部分,增长明显。在对外经贸活动中,贸易双方基础设施完善、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中国对沿途各国的贸易占比和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显示出巨大的贸易潜力。然而,沿线许多国家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将成为制约中国对其产品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张的瓶颈。通过梳理既有研究发现,许多学者已证实对外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都会对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有关一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这一细分投资领域对母国的出口贸易会产生多大影响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基于既有研究,从中国作为投资母国的角度出发,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投资目的地,探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行为对投资母国的出口贸易具体产生多大程度的拉动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将基础设施细化为交通、能源、通信三个层面,既考虑整体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影响,又基于不同类别的基础设施投资进行差异化分析,以期为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向选择提供事实依据。在机制层面,本文将对外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首先,作为一种对外投资行为,本身会带动母国相关产业的出口产生一定贸易创造效应;其次,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标的,项目建成后将对东道国的国际贸易产生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降低贸易成本进而扩大国际贸易流量。此外,本文还具体讨论了交通、能源、通信三种基础设施对国际贸易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研究结论认为,三种基础设施均会有效降低贸易成本。在实证层面,本文拓展了经典的贸易引力模型,通过引入中国和投资东道国经济规模、地理距离、消费潜力、是否有共同边界、语言关联、是否签订自贸协定和总体制度质量等控制变量,以“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为样本,时间跨度为2005—2019年,以基础设施投资额为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向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贸易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分项投资来看,交通、能源两类基础设施投资都能显著促进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规模,通信设施的投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投资规模较小,尚未显著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最后,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五点政策建议:加速构建高效的交通运输网络,大力提升能源合作水平,继续着力通信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推动国内各区域出口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