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曾长期处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调控,在苏联“劳动分工”桎梏下,中亚国家形成了产业结构单一、经济依附型强的发展特征。自上世纪90年代初独立以来,中亚国家纷纷开始实施政治与经济改革,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过10余年的转型与探索,21世纪中亚各国开始步入复苏之路,市场化改革初具成效,各国经济进入稳定发展轨道,且形成了具有一定的特色发展模式。由于转型初始条件以及各国所选择的经济增长路径不同,中亚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部分国家凭借本国相对丰富的油气等资源出口,形成了资源依赖型增长模式,部分非资源型国家则依靠内在消费等需求推动形成了内需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些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既导致了中亚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与结构的不同,又使各国在其经济增长中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各为不一。从中亚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其内部经济风险主要呈现在两个层面:脆弱性风险与失衡性风险,前者主要表现在相关国家经济基础较差,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金融市场等方面不是很发达,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导致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较低。后者表现为部分国家过度依赖本国丰富的油气或矿产资源,导致其产业结构单一且易受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的影响,使得各国极易遭受财政危机、高通胀、高失业率等方面风险的冲击。就中亚各国而言,由于产业结构、市场自由化程度、增长模式以及不同时期经济风险的表现不同,各国又呈现不同的内部经济风险特征。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及各国对外经贸合作的状况来看,中亚国家所面临的外部风险主要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地缘战略博弈、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等。外部风险使得中亚国家在对外经济上呈现出一定的依赖性风险特征,这种依赖性来自两个层次:一是对部分大国经济贸易的依赖性,二是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依赖性,这些依赖性通过贸易、投资、侨汇等传导渠道表现出来。由于其经济对能源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侨汇收入的依赖度不同,各国又呈现不同的外部经济风险特征。与此同时,在创新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中亚国家还面临创新经济所带来的新兴经济风险。作为一种以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为代表,依靠人才、知识、创新驱动的新型经济形态,创新经济具有较强的内生增长动力,且代表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但是,中亚国家由于自身较为薄弱的经济基础,创新经济发展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其科技创新基础实力严重不足,在未来经济发展、区域地缘竞争中都会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在中国创新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亚国家与中国在创新经济领域有一定的互补性,这为中亚国家应对新型风险带来更多机会。“一带一路”倡议下,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重要的支点国家,中亚各国也积极推动贸易、投资、产能、金融等多个领域与中国的合作。但是,中亚国家自身面临的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等内外部经济风险特征,以及创新经济新型风险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包括双边贸易过度集中于能源领域、项目投融资环境不佳、双边金融合作严重不足、项目推进受到地缘因素干扰等等,而中亚各国摆脱经济落后局面、经济多元化发展的诉求,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互利共赢理念则为中国与其的合作带来了更多机会。在创新经济层面,中亚国家也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这又恰好与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战略实现了完美对接,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的合作带来新机遇。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一带一路”建设已跨越夯实基础,迈入了持久发展的阶段,中国与中亚各国各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日益增多。作为与中国毗邻且具有重要支点作用的区域,中亚国家的积极参与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所面临的经济风险也会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开展。由此,系统地研究中亚国家的内外部经济风险、新型风险,深入地提炼总结各国与整个地区经济风险的特征,探讨各种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与对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区域合作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国内外经济理论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析手段,对中亚国家的经济风险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影响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一、深刻剖析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根源。独立后的中亚国家由于其自身要素禀赋与经济规划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与动力也各不相同。本部分通过对中亚各国经济增长趋势、产业结构、对外经济状况等进行分析,并基于投资、消费、净出口等对GDP的贡献程度,从资源型与非资源型、市场自由化与政府指导型等视角总结各国的增长模式,探寻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形成的根源与现实背景。二、评估与分析中亚国家的内部经济风险。中亚国家相互毗邻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经济发展历程等,以及各自内部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性,导致各国的经济风险有共同之处却又存在个性化差异。本部分基于中亚各国自身情况,从经济的内部脆弱性、失衡性等角度,以相关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因子,采用风险指标评价方法对各国的经济风险进行评估,从中亚各国的内部经济风险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中亚国家经济风险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对创新经济内涵及发展状况的描述,分析中亚国家的创新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创新经济下中亚国家面临的内部新型风险。三、评估与分析中亚国家的外部经济风险。中亚国家经济发展面临大国地缘战略博弈、国际能源价格冲击等外部风险,这些外部经济风险导致中亚国家在外贸、外资以及外汇收入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本部分结合经济协同性、经济依赖性等理论,通过对中亚各国的外贸、外资以及外汇收入等指标的外部依赖性分析,剖析各国外部经济风险特征,并以此为基础综合分析与评估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四、研究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区域的战略地位凸显,中亚国家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等内外部经济风险特征,以及创新经济新型风险等均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较大影响。本部分基于“一带一路”视角,通过实证分析探寻内外部经济风险对中亚与中国合作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中亚国家内外部经济风险、创新经济风险的影响效应,全面系统地研究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会和挑战。五、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区域落实的风险应对措施。中亚国家面临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创新经济新型风险等,使“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不可避免地要应对中亚国家的各类经济风险。另外,由于中亚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与经济风险特征差异性,也使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应注重不同国家的特点,实施差异性合作路径,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也能获得更多机会。本文在此基础上,从项目实施、双边合作、区域互利、中国自身应对等层次上,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区域落实的风险应对措施进行探讨。通过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中亚国家的内部经济风险主要体现为脆弱性、失衡性风险,五国经济风险特征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哈萨克斯坦为“高失衡性、低脆弱性”;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为“高失衡性、高脆弱性”;乌兹别克斯坦为“低失衡性、低脆弱性”;(2)中亚国家的外部经济风险主要体现为对外依赖性风险,五国经济风险特征也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为“高能源贸易、外资依赖性”;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为“高侨汇收入依赖性”;乌兹别克斯坦为“低对外依赖性”;(3)中亚国家在创新经济发展方面面临创新经济基础条件薄弱、未来经济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区域地缘竞争中长期处于被动状态等新型风险,但在中亚国家数字发展规划与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对接下,新型风险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新机遇;(4)中亚国家经济风险为“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带来相应机会和挑战,机会包括各国为改变经济落后现状,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会积极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等,挑战包括“一带一路”项目投资运行障碍较多、投融资环境较差、合作领域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以及应对外部经济形势波动、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等因素;(5)“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国家的落实需要从项目实施、双边合作、区域互利等三个层次进行积极的风险应对,包括夯实互联互通基础、改善投融资环境、选择差异化合作路径、加强双边金融与创新领域合作、推动区域人民币国际化、对接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等。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层次分析法、面板数据模型等,结合国家经济风险评价理论、经济协同性、经济相互依赖性等理论,对中亚各国的经济状况、内外部经济风险进行了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从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创新经济新型风险等角度,提炼总结了中亚国家经济风险的特征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从项目实施、双边合作、区域互利三个层次,详细深入地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国家落实的风险应对措施。由于问题的复杂性、研究视角的宽泛性与相关数据的获取难度,本文在中亚各国具体情况、“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具体问题等难以兼顾且缺乏深入研究,这是未来本文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主要方向。